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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加坡社会管理模式本土化探究 　　摘要：本文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主张打破对国外先进经验的简单模仿和移植，提出了在我国现行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将新加坡社会管理模式本土化的基本框架，为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本土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途径。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 本土化 新加坡 　　1.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原有的单位制管理体系弱化，而新的社会管理体系不够健全。近年来，因城市建设、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关系、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下，2004年6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彭轲（Frank. N. Pieke）梳理了中国政府对“社会管理”的修辞与实践。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还没有社会管理的理念，对官员的培训主要通过“党建”来实现。1980年代，行政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在中国才被正式承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当时行政管理侧重的是提高行政官员管理社会的能力。199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学界，刘熙瑞、曾峻等人提出用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代替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概念的引入，相当于把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诉求进行去政治化。这种“去政治化”方针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变得越发明显，胡锦涛在2005年关于行政改革的讲话中提到了“社会管理”一词。与以往不同的是，社会管理更强调一种自治机制（autonomous mechanisms），即通过基层社会组织自治来维护政治秩序，比如通过社区建设来实现自我管理，这种管理是在正式行政机构所不能及的社会层面开展的（Pieke，2012）。 　　由于缺乏社会管理经验，因此，针对如何加强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既需要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又需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社会管理经验与智力成果。在此背景下，向新加坡学习社会管理经验迅速成为近年来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重要选择。 　　2.新加坡社会管理模式及本土化的可能性 　　与我国同处亚洲、同是多民族国家、同是多元文化、同是多宗教信仰的新加坡，其先进的社会管理经验就是我国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需要学习的范例之一。作为后发达国家的代表，同其他国家一样，独立后的新加坡随着其现代化的进行，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失业、房荒、经济衰退、环境恶化、政治斗争尖锐、族群纠纷不断，所以不得不走现代化的道路，以对社会实现有效地治理，具体的就要靠社区建设来重新构建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新加坡政府把建设一个团结、和谐的多元社会作为社区建设的首要任务，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观，不仅要提高基层社区的物质文明现代化水平，也要提高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水平，比如和而不同，携手共进；安居乐业，关爱互助；发扬亚洲价值观，重视家庭亲情，邻里和睦，社会兼容；“执政为民”的治国观等，不但吸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同时弘扬以儒家思想精华为核心的东方优秀文化传统。在实现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即发现并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要；提升社区生活环境；开发和利用社区资源；开展社区服务和社会援助等的同时，政府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宗教团体、中介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建立纵横交错的社区基层的组织网络，引导各族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治理，新加坡已经成为政局稳定、社会文明、生活富裕、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花园城市国家。 　　我国与新加坡的社会管理背景等有着多方面的相似之处，比如多民族，殖民主义历史等，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两国的社会管理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和推动下进行的，在实行社区建设之前，社会管理水平都很低，政府的主导作用很明显。因此，新加坡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成为我国诸多地方政府学习的典范，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纷纷前往新加坡考察学习，学者们也纷纷介绍新加坡社会管理的经验。目前研究新加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