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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功能和价值取向反思 　　摘 要：取保候审是强制措施的一种，其本意在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功能在实践中发生了异化，其价值取向也偏离了强制措施的轨道。 　　关键词：取保候审；功能；价值取向；反思 　　每一项制度的建立都有着特定的立法目的及价值取向，而一种法律制度，它的功能的构建就建立在上述立法目的和其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取保候审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它的功能和价值取向本不应脱离强制措施的本源，但是在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功能在实践中发生了异化，它所折射出的价值取向也值得我们反思。 　　一、取保候审制度的功能及折射出的价值取向 　　（一）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功能 　　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从立法目的来看，主要是对一些有可能判处比较轻的刑罚或者虽然可能判处比较重的刑罚但社会危险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一定程度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防止其实施逃避诉讼、威胁证人、毁灭证据等妨害诉讼的行为，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有序、正常进行。这是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在立法时的功能选择。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价值取向 　　我国的取保候审在实践中适用率不高，有限有适用也更多地偏重轻刑案件、本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或者能够提供足额保证金的“有钱人”，取保候审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权利，而是以逮捕为常态下的特例，它是拘留、逮捕等其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补充，取保候审的价值取向偏向“特权”而非权利。况且，我国的司法人员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或者有碍侦查、审判，通常从本能观念上倾向于拘留或逮捕，使得取保候审在实践中的适用率极低，审前羁押已成为一种惯例。以上是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在实践中反映出的价值取向。 　　二、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制度功能的异化 　　（一）取保候审制度异化为结案手段，“保而不侦”、“保而不诉”现象突出 　　笔者在检察机关从事审查起诉工作，有些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案件，在经过法律规定的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穷尽所有羁押期限后，证据标准仍然不能达到起诉标准，对于这类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应当由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或者绝对不起诉的决定，但实践中能够左右案件的不仅仅是证据和法条，还有许多复杂的案外因素，按照规定案件应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倘若作出不起诉决定，就会引发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超期羁押，取保候审就成了一剂良方。检察机关会决定将犯罪嫌疑人释放，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一团和气的“保而不诉”的手段维护了和谐稳定，似乎有利于案件的处理，但实际上却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使犯罪嫌疑人本该在一年前就获得的正义被延迟，“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司法者不仅应当追求公正，还应当以恰当的效率来实现公正。一年时间的悬而不决，无论生理还是心理，对犯罪嫌疑人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属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另外，在审查起诉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超期羁押是一道绝不能踩的红线，逮捕的案件绝不能超期，因此逮捕的案件都会在法定期限内被及时审结，但取保候审的案件由于没有可能发生超期羁押的压力，往往会因为各种理由被搁置，比如案件太多忙不过来、案件复杂不好处理、有其它案外因素等等，而且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取保候审的案件不受审限的限制，其审限与取保候审的期限相同，而《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不能超过一年，因此，此类案件被拖上一年再起诉并不罕见。 　　上面两种情形都是“保而不诉”，以笔者实践所见，“保而不侦”的案件也比比皆是。取保候审制度的功能在实践中发生了严重的异化。 　　（二）不审先判，以实体结果来左右强制措施的适用 　　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绝大多数适用于法定刑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调查发现，不论是普通刑事案件还是职务犯罪类案件，罪行较轻都是侦查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主要原因。”［1］极少数的严重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大多是因为案件证据达不到逮捕、起诉条件或者存在其他“人情”、案外因素。实践中也基本形成这样的惯例，对严重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即便没有任何的社会危险性，完全符合取保候审适用的法定条件，办案人员也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和压力，最直观的就是办案人员有可能被怀疑办“人情案”、“关系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最直接的原因为是不审先判，以实体结果来左右强制措施的适用。将取保候审的适用与最终可能发生的判决结果联系在一起，已然使得取保候审的程序性功能发生了实体化的转变。取保候审并没有按照立法者的意图被正确运用，取保候审事实上被排斥于那些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之外，这是与取保候审的功能价值严重悖离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