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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中一些问题理论探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的群体，对非公制经济人士如何团结，需要注重理论创新，本文认为，我国非公有制人士，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在特定生产关系基础上对他人剩余劳动的占有，有其特定的合理性和公平正义性，正确把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中的矛盾统一性，在强调团结的同时加强管理引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社会主义劳动者 　　中图分类号：O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8)06―0117―03 　　 　　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包括着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团结问题。我国改革开放30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至2008年6月底，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623.87万户，个体工商户(含雇工7人以下)2759.10万户，外资企业41.91万户。我国经济领域的这一深刻变化，带来了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大量涌现。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人数来看，所占分量都不轻。江泽民同志2001年8月时提出：“对这些新的阶层究竟应该怎么看?党在政治上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不能含糊和回避的重大问题。”(《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40页)他当时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些人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割开来，推到对立面上去；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争取这支社会力量，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对党是很不利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社会上，我们不少人仍然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剥削与被剥削的那些概念来解释当今中国社会，解释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经营投资活动。这当然是不利于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所以，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注重理论创新，深入研究实际问题，并且强调：“这个问题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还要继续研究，最终根据实践作出科学的深入的回答。”(同上，第344页)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本文试对其中一些问题作深入探讨。 　　 　　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我们党在建党80周年时确认：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笔者认为，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确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劳动者性质。他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身份参加着生产劳动。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一项较高级的复杂劳动，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资本论》第1卷第38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指挥是经营管理在生产过程中的体现，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是“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同上)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同上，第582页)既然管理指挥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那当然应当归人生产劳动范畴。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同时具有剥削的职能，这是管理指挥的二重性，但马克思说，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而且它也能形成和创造价值。他在《资本论》第4卷就明确指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他的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册第550―551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在今天仍然适用，管理指挥的二重性依然存在，就其特殊性而言，它从生产关系中产生，生产资料或资本的所有者，承担着管理指挥的职能，并与占有他人提供的剩余劳动相联系。就其一般性而言，它从协作中产生，与工人的劳动一样，属于生产劳动范畴，起着创造财富和价值的作用。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业者，他们本来就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过去一直在公有制条件下从事不同形式的劳动，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专业特长或拥有发明专利。现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