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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家样品分析报告 　　平民收藏家的榜样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关于艺术品与中产阶级的预言，他再一次猜错了。 　　中产阶级里出了不少真正热爱艺术的平民收藏家，他们并不在意艺术品所代表的财富。他们省吃俭用，用工资来购买艺术品，并且从不出售获利。 　　最著名的平民收藏家是赫伯特·沃格尔夫妇（Herbert Vogel和Dorothy Vogel）。赫伯特·沃格尔高中没毕业就在二战期间参军，退役后在美国邮政局负责分拣信件。妻子桃乐丝在丹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图书馆工作。夫妇俩在1962年结婚，在婚后的50年里，仅靠他们的工资收藏了4782幅作品，为“艺”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夫妇俩甚至在许多艺术家还没有出名，没有被画廊与经纪人发掘之前就开始收藏他的作品。赫伯特与许多艺术家私交甚好。“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邮政人员。”他曾对《泰晤士报》的记者说，“但是我尊敬这些艺术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尊重我。他们会聊到早上三四点，我就是那些聆听者之一。对此，我非常清楚，我从来没有问过一个问题。” 　　在收藏的后期，夫妇俩的藏品已经价值数百万美元，只要卖掉部分藏品，他们就能轻易成为百万富翁，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出售任何藏品。1992年，夫妇俩把他们的2000多件重要藏品捐赠给美国国家美术馆。“旧时百姓堂前燕，飞入殿堂美术馆。”——2008年美国国家美术馆把夫妻俩的名字永久镌刻在墙上。 　　赫伯特·沃格尔夫妇俩都是犹太人，但他们并没有像许多精明的犹太人一样，在艺术圈中翻云覆雨只手遮天，他们只是单纯地爱上当代艺术。 　　在平民收藏家这件事情上，西风并没有压倒东风。日本的宫津大辅（Daisuke Miyatsu）是一个普通公司的职员，在日本京都大学艺术与设计专业兼职讲师。1994年他购买了草间弥生的一幅小素描，从此他对艺术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旦喜欢哪一件，千方百计总要弄到手。 　　到今天，宫津大辅用自己的工资和兼职收入收藏了超过300件当代艺术作品，作品横跨录像、绘画、装置、行为、观念艺术等丰富类型。1999年他与多个艺术家合作建造自己的“梦想之屋”。他还写了两本书：《如何买现代艺术》和《用零用钱收藏当代艺术》。宫津大辅与赫伯特·沃格尔一样，与许多艺术家都有私交。草间弥生曾经给他的书作序，他也曾与奈良美智共同“设计”画作。近年来，他的藏品曾在多个美术馆和博物馆展出，包括东京歌剧院画廊和韩国首尔的大林当代美术馆。 　　除了美国与日本之外，欧洲也有平民收藏家的榜样。青年藏家约瑟夫·考利（Joseph Kouli）生于法国的一个叙利亚移民家庭，在巴黎的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没有家族遗产，也没有基金会支持。欧洲的艺术杂志戏称他为无产阶级收藏家（proletarian collector）。 　　仅凭自己的工资，约瑟夫2006年开始购买艺术品。他常常去逛布鲁塞尔、鹿特丹和巴塞尔的艺术节。6年间收集了50多件当代艺术品。价格大多为2000-3000欧元，最昂贵的一件不过5000欧元。这个价格，显然只能购买没有名气的初出道艺术家的作品。我们知道，在艺术圈里，如果你不是名人，不是知名品牌，那你就什么也不是。当你买一件“什么也不是”的作品，除了真心喜欢，没有别的解释。 　　“我学会了抵御诱惑，先深入了解一个艺术家，然后再考虑购入他的作品。直到我确认，非买不可我才出手。” 约瑟夫说，“没有人是天生的收藏家，但是你可以努力做到。”——他将在2013年2-3月间举办自己的首次藏品展。 　　这三位平民收藏家榜样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靠工薪来购买藏品；从来不出售藏品；收藏的都是与自己同时代的当代艺术家作品；他们并不靠艺术品获利，也没有企图凭借藏家的身份进入上流社会的精英圈子。 　　平民收藏家的意义 　　这三位分别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平民藏家，是世界上许多艺术爱好者的偶像与标杆。对今天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来说，这种平民收藏家的榜样更具特别意义。 　　首先，他们收藏艺术品是出自单纯的热爱，没有企图通过藏品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地位。我们知道，许多人购买艺术品是为了进入“精英”的圈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等级不再明显的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接受并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社会等级森严，下级对上级感到敬畏的专制社会中，也很难通过艺术品来提升地位，进入精英的圈子。这种附庸风雅的行为只有在社会经济与民主制度的萌芽期最为盛行。在经济飞速发展，传统价值观和等级观念模糊的社会中——一如今天的中国，附庸风雅者可以通过藏品来提升地位，进入上流的精英圈子。 　　通过购买艺术品，获取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在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在欧洲君主专制消亡，民主社会尚未成熟之际，通过收藏艺术品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