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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教育再思考 　　一、两种平民教育：精神层次的平民教育和实践层次的平民教育 　　 　　从上世纪20年代晏阳初等人提出并推行平民教育，距今已有80多年了，在这期间“平民教育”的提法虽时有所闻，但终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去年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平民教育，大意是说，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当前的中国大多数是平民，应该提倡平民教育。再加上现实中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日益扩大，平民教育又重新受到学界和媒体的重视。但是呼吁是一回事，把平民教育变成一种教育实践却又是一回事。这就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平民教育，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平民教育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关于平民教育论述的起点。 　　概括迄今为止关于平民教育的论述，我认为大致有两种平民教育：一种是精神层次的平民教育，一种是实践层次的平民教育。前者认为平民教育主要是一种教育精神或者理念，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活动，有一种平等的教育精神在里面，又绝对不是教育平等，因为他们承认贵族（精英）教育的存在，起码不反对贵族教育的存在。主张教育要让多数人能够上的起，不要追求豪华，而且教育还要有利于谋生，不要和人们的生活隔的太远，要贴近人们的生活。这些对平民教育的论述仅仅是一种理念，无法在现实中加以贯彻实行，因为这种主张太虚，“平民”概念是浮泛的，所谓教育也没有具体的设计。正因为这仅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平民教育，它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现实中的教育问题是令人怀疑的，同样是空泛的符号，“平民教育”还不如“平等教育”更有号召力。 　　另一种平民教育我称为实践层面的平民教育，也即一种已经做或正在做的平民教育，已经做的像前述晏阳初们在定县搞的平民教育和早期共产党对城市产业工人开展的教育。前者教育对象是定县的农民，教育内容是简单的识字和农业生产知识；后者教育对象是被资本家盘剥的产业工人，教育内容是识字教育和传播革命理论。其实在那时教育普及程度非常低的情况下，晏阳初致力缓解的是社会下层（包括农村居民和城市产业工人等）“能不能受教育”的问题。现在正在做的平民教育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贫困地区开展的教育扶贫，以及城市里开展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前者的教育对象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后者的教育对象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的孩子。前者采取比较灵活的教育方式，以传授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为主（所谓的一技之长）；后者以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形式（即打工子弟学校，因其简陋而屡遭政府取缔）为主，传授内容是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内容。这种努力已经不仅仅是致力于解决“能不能接受教育”的问题，而是解决“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从上面的分析以及对实际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平民教育是由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对“少数人”提供的最基本的教育，不管承认与否，这种教育注定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教育，是一种和主流的教育“有差距”的教育，其教育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笔者不赞成这样的平民教育，也许有人说，对于那些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暂时不能受到或者接受可怜的一点教育的人们来说，能够给他们提供“打了折扣的教育”总比没有要强。我要说的是，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说，政府为所有的城乡居民提供大致均衡的教育应该是办得到的。 　　我说这些，并不是反对平民教育的主张，更不反对那些怀有爱心和崇高理想的人士身体力行平民教育，相反我对他们充满敬意。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谨慎地、理性地提平民教育。而且要在充分认识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认清教育作用（教育能起多大的作用以及教育的局限性，正所谓成也教育败也教育）的基础上，来讨论平民教育。 　　 　　二、平民教育应该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社会阶层地位 　　 　　平民教育的前提是承认社会的分化，也就是人有“三六九等”，最简单就是平民和非平民（比如贵族、精英）的区分；相应的也有两种教育安排，一种是为非平民安排的教育，比如精英教育，另一种就是为平民安排的平民教育。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大的发展，但同时也使我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急剧的分化，原先比较简单的社会结构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阶层的数量增多，不同阶层之间差距拉大，同一个阶层内部又有不同。这种变化已为我们深切地感知到。 　　社会学中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1]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是阶层结构。我国古代就有士、农、工、商这样含有价值评价的分层结构。1949年以后，我国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是消灭了地主阶级、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接着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的下半年我国就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这样我国的社会结构由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