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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仲容台湾经济总设计师 　　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经济奇迹，曾长期吸引大陆的眼球，但直至1988年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出版《台湾30年》一书，大陆史学界才算第一次正视台湾经济奇迹的根源。该书指出，我们以往的研究有一个误区：认为美援和黄金促进了台湾经济。其实是尹仲容和李国鼎搞的计划式的自由经济，成就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传奇。遗憾的是，有“台湾经济总设计师”之称的尹仲容，迄今并不为大陆所熟悉。 　　尹仲容生于1903年，祖籍湖南邵阳。192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机电工程专业后，进入交通部工作。青年时代的尹，立志实务救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尹在上海与三十余名青年学者相约组织“正己社”，以不谈政治，专研经世致用之学为宗旨，互相砥砺。1936年，尹获宋子文赏识，进入“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乃国民政府所设立的极重要的经济方面的抗日备战机构）担任协理，自此与经济工作结缘，并终其一生。八年抗战，尹协助宋子文争取美援，多方奔走；1945年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时，任命尹为机要秘书，可见信任之重。获宋子文赏识并重用期间，尹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四九鼎革前夕，尹受台湾省主席陈诚邀请赴台，出任“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陈诚），负责实际业务。其“台湾经济掌舵人”之路，由此起步。 　　【迷信计划经济乃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尹仲容出任“生管会”副主任委员之际。台湾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曾是日本经济的附庸，即所谓“工业日本，原料台湾”；光复后，这种畸形的附庸经济，本可成为大陆经济的一环，但四九鼎革，使台湾失去了这个机会。对外输出，已失市场；对内输入，外汇短缺。百万大陆移民来台，及每年高达30万的人口自然增长，又使这种困难雪上加霜。 　　不过，最严重的困难，却在于观念的转变。国民党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三民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立场是“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倡导计划经济。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在大陆时期，就曾明确表达了他对计划经济的心仪：“国家如不对人民的经济活动确定分限，确定计划，任人民流于斗争，只有招致社会混乱与民族困穷的结果。”退至台湾后，“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仍是国民党不可动摇的经济意识形态。 　　尹仲容也曾是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的拥趸，但1952年，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蒋硕杰回台前去拜访尹仲容，蒋带给尹一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的名著《计划与价格机能》，此书让尹的经济思维有了很大改变。尹仲容的转变，还与同期台湾政学两界掀起的“财经大辩论”有很大关系。按当局的立场，1950年代的台湾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大工业”为理想目标。以台湾一隅之地，欲发展钢铁、机械、重化学、电器、飞机、汽车、造船等诸多全方位的“大工业”，本身并不现实。当局之所以如此无视经济法则，皆因“民族大工业”是为了满足“反攻复国”的政治需要，而要建立“民族大工业”，则必须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家资本”。 　　大约从1952年开始，台湾的经济学界开始公开质疑乃至批评当局的“计划经济”理念，甚至指责正是因为大搞国家资本，才导致了大陆的丢失。这场论战持续至1954年。该年3月6日，胡适“同《自由中国》的许多朋友”做了一次公开演讲，以自我忏悔的姿态，将论战推向了高潮。胡适自我反省道：“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最近）我们在台湾看到《自由中国》、《中国经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讨论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一切计划经济……是不是与自由冲突的？”最后，胡适呼吁上至领袖，下至知识分子，都一起来为以前的“计划经济”忏悔。 　　【既得利益者的反扑】 　　尹仲容“自己洗脑”的同时，台湾当局高层也在努力从经济层面反思为何丢失大陆。1952-1954年的论战，则对反思的走向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1953年1月，当局出台了《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规定：除直接涉及“国防”秘密之事业、专卖或独占性之事业、大规模公用或特定目标之事业，其余，无论是政府独资还是公私合营者，均可转为民营。这是台湾当局首度从政策层面打破“公营制”的意识形态樊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局放弃了“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该年春，蒋介石曾指示一批年轻幕僚，命其从理论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核心经济观“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但这种文字游戏，不过是权宜之计，治标而不治本。相比蒋介石的暧昧，陈诚的态度要清晰许多。1954年3月，陈诚在“总统府”动员月会上公开表示：“‘政府’现在已深深感到，要充分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此即保障私人财产、扩大企业自由，替私人资本开辟一条平坦广阔的出路。今后‘政府’不但要修改妨碍企业自由的各种法令和办法，同时还应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