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颉颃礼法放达自由生命形态探析.docVIP

嵇康颉颃礼法放达自由生命形态探析 　　摘要：竹林名士嵇康生活的时代，名教沦丧、礼崩乐坏，政治、社会动荡。面对这一特殊的政治、社会情境，嵇康“默然从道，沉默无为”，将道家的“自然”和“无为”奉为圭臬，力图远离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嵇康消极避世，而是他对待不合理现实的一种无畏的抗拒和抵制：一方面，他“颉颃礼法”“越名任心”，以颓废懒散挑衅礼法俗情，以悍然不驯的态度拒绝来自政权的拉拢；另一方面，他“悠游适性”“放达自由”，与阮籍、向秀、山涛等人遁隐竹林，放弃出世济世的儒家思想。这种带有浓郁道家色彩的返璞归真、无所羁绊的做法，彰显了嵇康独特的生命样态，并由此开启了魏晋著名的“竹林之游”。 　　魏晋之际，朝中官员多为汉臣，对魏晋篡汉多有非议，政治、社会动荡，社会名士频遭杀害，正始玄音于是沉寂。一方面，司马氏所代表的在朝士大夫群体，遵奉礼法，严明伦理与道德教化，意图维护社会秩序，借以巩固统治政权；另一方面，司马氏也假借儒家礼教的名义，谋夺王位、诛除异己，致使名教发生异化，道德丧失其传统价值，礼教日益虚伪而与自然人性相背离。其时，受社会发展与个体生命内在涵养需求的推动，老庄思想为全社会所重视而日渐盛行。这时候的个人生命展现出独特、崭新的儒道融通风貌：自我意识代替了群体意识，士人不再汲汲于钻营名利事功，转而对个体生命高度关注，将个人的品评标准由重视道德和人格的完全，扩展并转向以个体为主的仪态之美、个人才性范围的艺能或识度，以充分绽放个人真情率性的生命风采。魏朝正始士人不仅接承了这种自觉意识之风，又身值名教异化愈烈的人文社会。于是，士人们对新道德典范真善的心灵需求和对政治社会的批判态度，自然反映于个人的行为与外显的生命风格，进而发展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生命情调。儒学的衰退，道家思想的兴盛，士人会通儒道，引发汉魏之际士风与学风的转变开新，形成了一个生命自我觉醒与解放的时代。这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情境，蕴涵了魏晋时代的群体生命风貌，嵇康也以这个生命觉放时代为契机，发展出他个人与群体生命新的相对关系。他抗礼自得的生命形态，与群体生命的内涵同中有异，自有其独特之处。他既不像仲长统结合法家、道家思想希望协助统治者维护政权，也不像何晏、王弼兼采儒、道之长提供有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建设的政策，而是力图实践道家的“自然”思想，反抗权势统治者的仁孝礼治。嵇康一方面沉默体道，悠游以养生，展现道家“全身贵生”的生命观念；另一方面又难掩其率真的傲性，彰显出多样且独特的生命形态。 　　一、默然从道，沉默无为 　　嵇康心慕“老、庄之业，恬静无欲”而体认出“身贵名贱”（《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第十九首）不如“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1]125。于是，嵇康就由“默静少文”转向“默然从道”。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日常行为中：以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在饮酒欢聚时，他高谈阔论、谐谑嘲弄，但平时对外则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嵇康等竹林名士这种共同的“沉默”现象，也许不仅只为学老庄体道好静而已，恐怕更有类似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世说新语?俭啬》第三条注引戴逵言）的现实顾虑。这种“免祸”的心态与当时嵇康所推崇的“沉默自守”的隐者孙登之所言所行大致相当：“（阮）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遂归着”；嵇康也曾“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晋书》卷九十四《孙登传》）。据史料记载，孙登隐居山岩洞窟，读《易》抚琴自足于怀，玄默无辞，无喜怒颜色，不与人争，探索其沉默的原因，“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晋书》卷九十四《孙登传》）。由此可知，孙登体道的最大原因仍在于“免祸”。嵇康作为孙登的仰慕者且与其三年同游，其言行举止与处世方式受孙登的影响很大。对此，王戎曾经指出，“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第十六条）。这也间接地证明了嵇康平日十分注意自我节制，约束自身情感的外放。此外，在史传中也曾有记载：阮籍慎与人言，且喜怒不形于色，因其深沉晦智的“自我情感约束”表现，获得晋文王（司马昭）“至慎”的美称。嵇康的谨慎基于双重原因：首先，是他服膺老庄，宗奉其说，化刚直尚柔弱；其次，是他警觉自身“刚肠疾恶”的个性，极难见容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深知“奉时恭默，咎悔不生”[1]31，在适应外在的政治环境的过程中不得不做调整。前者起于内在认知的自我节制，后者来自外在危机导致的自保意识，这种双重的自觉意识勾勒出嵇康“至慎”的面貌。针对嵇康谨言慎行的原因，王澍认为其是迫于外在严酷的政治、社会环境而非其本趣，真正有话要说时，仍是“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事实上，嵇康清高傲世、不染世俗的性格，暗含着强烈的自我期许，但此种人生理想和心态与他过于执着、刚直的性格相互纠葛。因此，嵇康平日十分注意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