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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国外双反调查中常规性策略与非常规性策略 问题
应对国外双反调查中常规性策略与非常规性策略 问题
一、国外“双反”调查: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态势
所谓“双反”调查,是指对来自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具体是指当进口产品以倾销价格或在接受出口国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低价进入进口国国内市场,对进口国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基于恢复正常的进口秩序和保护国内产业合法利益的目的,而使用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体制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美国和欧盟改变了以往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调查的习惯做法,对中国产品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近年国外针对中国频繁的“双反”调查,对我国经济发展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汇率政策和出口信贷政策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考察国外发起的“双反”调查,基本上都存在以下问题:
(一)规则的歧视性
各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依据主要是本国的反倾销法。中国出口的产品频繁的被指认成倾销进而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这一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损失主要受制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待遇,那么能否对像中国这样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同时实施“反补贴”调查呢?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25.8条的规定,反补贴规则适用于所有成员方,并没有排除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适用。也就是说,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双反”调查并无国际法上的障碍。
美国虽然曾经对发生在1986年美国著名的乔治敦城钢铁案,作为国内的判例法确立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不适用美国的反补贴法。但是,美国政府针对原产于中国的输美产品却并未有守住这条底线,显示出明显的法律歧视性,奥巴马总统亲自批准的针对中国轮胎出口的“双反”案,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的双重标准。此外,欧盟也在积极寻求法律上的突破,以使其反补贴法适用于中国。2010年1月颁布了修改后的反倾销法,对于反补贴法的改革正在酝酿中。另外,加拿大《c-50法案》是直接针对中国贸易所采取的贸易救济立法。法案中与反补贴相关的部分,即2004年4月修改了《特别进口措施法》第20节有关非市场经济的规定,使之可以适用于中国。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最大目标国,随着各国法律的修改以及中国在2016年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针对中国发起“双反”调查将会有增无减。
(二)程序的随意性
近几年来,外国对华的贸易救济调查中规则滥用、程序随意性加大的迹象日益明显。种种现象皆表明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规则趋严趋紧。以反倾销为例,美国曾长期采取印度作为替代国,但是自2011年起,美国开始针对不同案件采用不同的替代国,包括印尼、泰国、菲律宾、南非等国家。看似选择什么样的国家作为替代国无关紧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偶有为之,而是服务于最终的目的,即征收高额的税收。从最近发生的几起反倾销案件来看,由于采用了印尼和菲律宾作为替代国,案件的最终税率都在100%以上。
此外,美国商务部(而不是美国海关)有权决定反倾销中的原产地及反规避问题,从而加大了一项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在反倾销调查中,如果海关判定被调查产品的原产地并不是被调查国,商务部还可依据相应的原产地规则认定该产品的原产国是否为被调查国。也就是说,最终选择哪些国家、哪些商品、征收多高的税,这些只能悉听美国的安排。欧盟等国的反倾销调查制度也非常复杂,如欧盟在做出反倾销措施的终裁决定后,反倾销程序进入5年的征税期,期间还要接受各种名目繁多的反倾销调查,通常表现为对终裁决定进行临时复审调查、反吸收调查、反规避调查、退税调查等。这些都让中国企业在应接不暇时身心疲惫,对结果的缺乏预期又往往丧失了最初应诉的意义。
(三)结果的不合理性。“双反”调查带来的双重征税是否存在重复计算、重复计税的问题?各国在双反案中的一贯做法是在反倾销判决中,考虑到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及可能存在的补贴,通常向中方企业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同时在反补贴调查中,又会进一步量化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程度并再征反补贴税。这明显是对中国企业的双重歧视,并与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公平贸易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以美国为例,根据法律规定“双反”调查程序属于行政调查,而非正式行政裁决,不能适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举证责任规则,而应由行政调查机关对待查事实进行全面调查,在事实真伪不明时由调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比如,在未加工橡胶磁一案中,因为美国商务部将举证责任加诸中方,使中国产品遭受了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的重复计算,所获税率畸高。中国所有的涉案企业面临109.95%的反补贴税税率以及105%—1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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