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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巨灾风险国际经验及启示 　　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往往是触目惊心的。根据瑞士再保险Sigma数据，2006年～2015年，全球因自然灾害事件造成的年均经济损失经调整通胀因素后为1920亿美元，其中约70%没有保险保障，即十年总计保障缺口高达1.3万亿美元。地震、洪水和风暴是全球面临的三大主要自然灾害，对人口和财产价值集中度较高的地区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 　　强化灾害保险保障能力 　　全球自然灾害保障缺口规模庞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增长。一方面，财产价值的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风险积累尤为显著。风险积累的增速超过了保险深度的增长速度，这就使得保障缺口（总经济损失与保险损失之间的差额）也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随着新兴市场财产价值的不断增加，及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的增长，也拉升了全球保障缺口的规模。在1970年～2015年的45年间，全球灾害损失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加深。 　　2015年，全球共发生198起自然灾害，是有记录以来自然灾害数量最多的一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相关损失约800亿美元，主要是亚洲、北美洲和欧洲的地震、热带气旋、其他强风暴和干旱造成的。其中，尼泊尔地震是这一年度经济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估计损失为60亿美元，并使亚洲成为去年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最大的地区。2015年，由保险业承担的自然灾害损失为2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0.04%，或全球财产险直接保费收入的1.8%。 　　对中国而言，自然灾害呈现出类型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等特点。首先，中国是全球地震灾害最为频发的国家之一。如2008年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直接经济损失共计8450亿元人民币，灾区的住房、通讯、交通、水利、生态等方面也受到严重破坏。然而，保险赔偿仅为18亿元人民币，约占经济总损失的0.2%。其次，中国也频繁遭遇台风侵袭，台风平均每年登陆中国10余次，给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造成了严重损失。例如，2015年2月台风彩虹，造成广东、广西等地562300公顷农田被淹，经济总损失达45.72亿美元，然而保险损失仅约为4亿美元，约占总损失的8.7%。第三，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土面临洪水威胁，特别是长江、黄河等七大江河中下游地区，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积、七成以上的工农业产值，而这一区域洪涝灾害威胁严重。例如，2016年6月30日以来发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及江淮、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因持续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水灾。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7月8日，因强降雨而引发的洪涝、风雹、泥石流等灾害已造成江苏、安徽等11个省直接经济损失达670.9亿元人民币。而据保监会统计，截至7月6日，安徽和湖北的保险索赔金额约为10亿元人民币左右，仅占两省经济总损失的2.2%。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遭受自然灾害损失程度高，而保障程度偏低。根据sigma研究，中国是全球自然灾害保险保障缺口第三大的国家，预期年均未保险损失高达227亿美元，占全球总缺口比例约19%，其中，洪水风险导致了近一半的预期未保险损失。因此，提高自然灾害保险深度，强化灾害保障能力刻不容缓。 　　弥补灾害保障缺口的国际经验 　　对任何国家和地区而言，弥补日益增大的自然灾害财产保障缺口都是个艰巨的挑战。公共部门和商业部门合作对于弥补缺口至关重要。根据目前的国际经验，政府部门和保险业可以发挥各自更加积极的作用，促进风险转移。 　　首先，政府在建立和推行风险标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市场，严格的建筑规范提升了建筑物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可保性。美国佛罗里达州因为严格的建筑规范，减少了联邦政府在飓风之后的财政支出。政府还可以通过风险分区来抑制高风险地区的开发，或在灾后通过激励措施鼓励居民迁出高风险地区。 　　第二，政府引入了强制性保险计划，建立了保障能力充足的“风险社区”，从而向个人和企业推广风险转移解决方案，同时有助于消除逆向选择风险。在欧洲，虽然强制计划在保障范围和制度设置方面各不相同，但几乎所有计划都与标准建筑火险相挂钩。而除了瑞士和冰岛，多数欧洲国家的建筑火险非常普及，投保率在90%或以上。即使是瑞士，在大多数省，建筑也要投保强制火险，其中19个省的强制保险是由垄断的国有保险公司提供，3个省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仅4个省的火险是自愿性投保的。强制计划通过与现有保险合同进行捆绑，保险公司收取保费和处理理赔，从而使得解决方案更具有成本效益。 　　第三，公共部门也在积极探索新型风险转移方式，运用创新提升高风险地区的可保性。例如，Flood Re是英国在2015年夏季推出的一项面向住宅财产的保险计划，其目的是为英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