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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印章出土及研究现状 　　【摘 要】在巴蜀文化考古发现中经常出现印章是一大特点，有的还是一墓多枚。对于巴蜀印章的这种特点，目前众说不一。本文拟对目前考古发现的巴蜀印章进行梳理，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关键词】巴蜀文化 巴蜀印章 研究现状 　　在我国符号印中，巴蜀符号印章无疑是最为神秘的一种，它是古代巴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印章与中原的玺印不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不是汉字，而是一些人物、动植物和几何形等图形。 　　巴蜀符号印曾有一些传世品，在一些旧印谱中有零星的著录，如《十钟山房印举》《宾虹藏印》《瞻麓斋古印?铡返取Ｖ皇怯捎诘笔钡奶跫?所限，对这些印章年代和文化性质都不能辨识。一直到1954年四川省博物馆发掘四川巴县冬笋坝、昭化县宝轮院一批船棺葬墓，墓中出土了这类印章，经过与共存遗物的分析研究，才明确认识这类印是属于巴蜀的印章[1] 。之后1958年在芦山清仁乡也出土了4枚巴蜀符号印章[2]。20世纪后半叶，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巴蜀符号印章。1977年10月，犍为五联公社出土5枚巴蜀符号印章[3]；1978年9月在绵竹清道公社出土1枚巴蜀符号印章[4]；1979年3月在越西华阳村出土1枚巴蜀符号印章[5]；1980年3月、11月、12月相继在新都马家公社[6]、犍为金井公社[7]、涪陵小田溪[8]共计出土7枚巴蜀符号印章；1981年秋季又相继在荥经烈太公社[9]、蒲江东北公社[10]出土共计8枚巴蜀符号印章；1981年10月在荥经曾家沟出土1枚巴蜀符号印章[11]；1982年4月在大邑五龙公社出土1枚巴蜀符号印章[12]；1985年在荥经同心村共计出土42枚巴蜀符号印章[13]，这也是巴蜀符号印章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在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也出土了5枚巴蜀符号印章[14]。而进入21世纪以来，巴蜀符号印章的出土也没有间断，相继在宣汉县的罗家坝[15]、成都的蒲江县[16]、宜宾的沙坝[17]和成都商业街[18]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此，从1954年在昭化宝轮院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今，在四川境内共计出土90余枚巴蜀符号印章。随着材料的丰富，为巴蜀符号印章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巴蜀符号印章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受限于初期考古资料的匮乏，并不足以支撑相关的研究，所以并未见到研究性文章的发表，只是在发掘报告中做出了一定的猜测。而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巴蜀符号印章的出土，对于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但当时学术界对巴蜀符号印章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那些铸在印面上的各种图形，对于这类图形，至今仍无法解读。而对于这类图形的性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文字，图语，符号，图腾或族徽。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文字，以李复华、王家佑先生为代表，在其发表的《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一文中，将巴蜀符号认作是一种文字；而认为巴蜀符号仅是一种符号而非文字的观点以孙华先生为代表，在其《巴蜀符号初论》一文中，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原始符号；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图腾或族徽的观点，则以王仁湘先生为代表，在其发表的《巴蜀徽识研究》一文中，提出巴蜀符号是一种“图腾或族徽”。造成这样观点众多的原因，除了学者各自的学识、出发点外，巴蜀符号的变化多样也是造成观点无法统一的原因。通过当时的文献可知，巴蜀符号的变化多样造成了识别的困扰，学者们将巴蜀符号分为两类：一类符号表现为图像、图形符号；另一类巴蜀符号略呈方块化，形似汉字但又不是汉字，完全脱离了原始图像的阶段。针对这种现象，李学勤先生在其《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一文中将前者命名为“巴蜀文字甲”，将后者命名为“巴蜀文字乙”。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资料的进一步丰富，上述争论逐渐归于统一，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文字。 　　在关于巴蜀符号性质的争论告一段落之后，学者们将研究的视线转移到了对符号中的某一符号的具体研究上。这其中以冯广宏先生最具代表性，其对多种巴蜀符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在《巴蜀双科斗文考义》一文中，将巴蜀符号中的双科斗文认为是蜀人爱好和平的象征。由于巴蜀符号至今无法解读，所以对于冯广宏先生的这些研究，笔者持保留态度。而对于在出土巴蜀符号印章的墓葬中，同时出土巴蜀符号印章与汉字印章的现象，冯广宏先生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文章有《巴蜀字与古汉字关系新论》《古蜀国汉字蜀字并用小考》。除了冯广宏先生，近两年，严志斌、洪梅对于巴蜀符号中的钟型符号[19]、?型符号[20]也做了具体的研究。 　　但上文中的这些研究也仅停留在研究某一种巴蜀符号，并未将巴蜀符号的载体巴蜀符号印章以及出土墓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