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党在不同时期开发利用执政资源特点分析.docVIP

建国以来党在不同时期开发利用执政资源特点分析 　　合法性是指社会公民对权力主体执掌和运用权力的认可与服从。它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其基础是“对统治的同意”，与执政资源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执政资源是政党或个人为获取、巩固执政地位，赢得社会民众合法性认可与服从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总和。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地开发、整合、利用各种执政资源，为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合法性创造了条件。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注重从意识形态资源获取执政合法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超大型国家中，及时地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权，使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由认知转变到认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着清醒的认识。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必须为人民服务”，“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此时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成员虽然没有提出执政资源和执政合法性等政治范畴，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评价与政权的巩固联系起来，已经蕴涵着通过执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取得社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由认知到认同的思想，并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以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资源的挖掘，以期获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政党能否获取执政地位以及保持执政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政党为社会民众设计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蓝图。当此种社会制度和生活蓝图足以激起民众向往的热情并倾心认同时，这种对社会制度和生活蓝图的欣赏就可转化为对生活蓝图的设计者和领导实施者――执政者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曾深深地吸引着处于最低层的中国工人和农民阶级。建国后，这种美好的理想社会和制度依然是他们憧憬和向往的重要价值追求。因此，将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既是顺应民心的举措，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迅速取得民众对其执政认同的重要资源。 　　为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效用，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持续开展了以揭露旧社会黑暗和描绘新社会光明前景为特征的“忆苦思甜”运动。以旧社会的贫穷、不公平，反衬新社会的美好和优越，增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通过“忆苦思甜”再加上“三大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使广大民众“深深信服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由观念化、制度化的形式向社会心理化形式的转变。这种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消除执政中的负面影响、扭转执政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资源。如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建设挫折和“饿死人”现象所产生的对执政的负面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广大社会民众依然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的党，其所设计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下，才能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主要依靠意识形态资源向主要依靠经济绩效资源的转变，不断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 　　 　　中外政治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意识形态资源所产生的效能大小以及持续的时间长短，需要由执政的经济绩效为基础，若没有经济绩效的支撑，这种意识形态资源的效应会逐渐减弱甚至失效。1949年至1976年在长达27年的时间中，中国共产党虽然成功地挖掘了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资源，但执政的经济绩效的不足，明显地制约了意识形态资源的效能。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空洞的政治口号宣传和教化已难以在社会民众的心中产生共鸣和认同，客观上必须通过增强执政的经济绩效以解决意识形态资源所产生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邓小平在1978年9月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的主张，并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由过去主要依托意识形态向主要依靠经济绩效的转变。根据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特殊的国情，我们党采取了如下主要措施： 　　第一，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典型示范的经济绩效开发执政资源。第二，在发展中，既注重效率，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