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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人思想史研究中思想者 　　内容提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大体可以划分为属于内部的思 　　想与属于外部的人的行为两个层面。在既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前者那些有关人们的观念与感 　　受，从来是思想史研究视域中的焦点，而后者那些活动中的人在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中总是处于 　　不断地被捡起、被抛弃以及再次被捡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中极有意思的一面。更为 　　重要的是，当研究者试图将外在世界中的行为与内在的思想联系起来，并试图建立两者之间的 　　因果关系时，思想史研究中又出现了新的路径。文章通过梳理思想史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 　　思想者的“内”与“外”，来窥探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思想者 　　 　　虽然思想史一直被认为是边界不清的学科，近 　　年来，关于思想史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的讨论仍 　　然为数众多。这些观察与总结在相当程度上概括 　　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进程与学科定位，为研究者提 　　供了借鉴与前瞻。但是，如果稍稍偏离对学科定位 　　的热情，而从思想史家本身的研究状态中去探寻思 　　想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实践，也许可能更为清楚与 　　直接地触及思想史研究中的问题。例如，思想史研 　　究中的思想者该如何处理，即令人深思。 　　为了避免论题的涣散，本文对于思想者的讨 　　 　　论仅限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而不打算将这 　　一论题延伸到作为思想史家的研究者本人。然 　　而，即便是在这一相对清晰的界定中，究竟应该如 　　何看待思想者，或者说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本身，仍 　　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如果将思想与思想者进行 　　有意的隔绝，毫无疑问会引发争议，思想与思想者 　　毕竟是不可分割的。这里，柯林武德的一个论说 　　可以借鉴。他说：所谓的历史都是人事的历史，因 　　此，研究过去任何事件的历史学家，可以将一个事 　　件划分为事件的内部与外部。属于可以用身体和 　　它们的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一切事物即是指事件的 　　外部；只能用思想来加以描述的东西即事件的内 　　部。显然，用事件的内部与外部来分析历史中的 　　人事，避免了引向关于“人”的概念的矛盾。 　　沿着柯林武德的思路，思想史研究中的思想 　　者大体也可以划分为属于内部的思想与属于外部 　　的人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在既往的思想史研 　　究中，前者那些有关人们的观念与感受，从来是思 　　想史研究视域中的焦点，而后者那些活动中的人 　　在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中总是处于不断地被捡起、 　　被抛弃、以及再次被捡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思想史 　　研究中极有意思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 　　者试图将外在世界中的行为与内在的思想联系起 　　来，并试图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思想史研 　　究中又出现了新的路径。因此，探寻思想史研究 　　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者的“内”与“外”，可以窥 　　见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变迁。 　　 　　一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早期阶段，作为研究对象 　　的思想者是否需要区分“内”与“外”并不是一个 　　彰显的问题，人们关心的是如何找寻这一思想家 　　的思想与其他思想的关系，并试图纳入一种体系 　　或排列中。 　　在中国，思想史早年是以“学术史”的名义登 　　场的。1929年，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与后来钱穆的同名著作，均属于既是学术史也是 　　思想史的研究，叙述时以人或经典著作做为编排 　　纲式，述学者的生平、师承、宗旨、思想演变等。十 　　年后，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出版，该书被 　　认为是中国最早以思想史命名的研究，该书称 　　“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 　　程，是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s)”。 　　当然，从学科发展过程看，与中国思想史具有 　　更紧密关系的还是哲学史，因此，在追溯中国思想 　　史的源头时，更多人愿意从中国哲学史上去根 　　究。1919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按他自己的说法，“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 　　人”，在书中，胡适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 　　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 　　叫做哲学。”而冯友兰于1930、1933年写的《中 　　国哲学史》则称自己是依据西方的哲学范式，“将 　　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与西洋所谓哲学 　　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在这种哲学式的观照 　　下，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讨论那些根本而 　　永恒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思想家与他们 　　的经典著作中已有相关的讨论，研究者所要做的 　　是去研究和阐释这些经典文本，“从所有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