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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效度和限度分析 　　摘要：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关键词：底层研究　艾滋村民　以身抗争　以法抗争 　　 　　近年来，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国内外学界渐受关注，形成了与精英研究迥异的“底层视角”。底层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降，印度学术界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的反思和批判。当时，以R.古哈(R.Guha)为核心的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于1982年出版了一组以《底层研究》为总题的研究南亚农民社会的著作，到20世纪末已陆续出版了十卷本。“底层研究”的影响迅速由印度波及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等地，形成了以R.古哈、查特吉等为代表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底层研究”的崛起与“旧的国家政治结构开始弱化，底层阶级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有关(王庆明，2007)。这个学派认为底层群体生活在一个与精英完全不同的场域，有着自己的行动逻辑和政治空间，简单地移植那些分析精英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底层是缺乏解释力的，且往往导致严重的误解(刘旭，2006)。“底层”一词从葛兰西(A.Gramsci)名著《狱中札记》中的subaltern classes而来，意指欧洲社会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很大程度上指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认为，资本主义对底层的统治必须通过底层自身的认可才能够实现，从而将“支配”、“霸权”这样的因素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吕鹏，2006)。底层研究发现了底层抗争的自主性一面，强调研究者站在底层的视角凝视底层(查特吉，2001)。 　　无论从何种标准上分析，寄身于贫病交加生存边缘的“艾滋村民”群体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当之无愧”的底层民众。近年来，笔者长期行走在鄂豫两省农村艾滋疫情高发区进行社会学调研，作为相对于目前学界考察的“常态社会”的研究来说，从学理上探析“艾滋村”这种“非常态”底层社会的民众抗争，也许更具典型的学术意义，藉此可能发现在“常态社会”中考察底层社会抗争的偏颇和问题所在。 　　2000年以来，关于鄂豫两省艾滋村的新闻报道高潮迭起，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却寥若晨星，这些零星的研究大多也乏善可陈，描述性大于分析性；而且研究的连续性严重不足。在笔者深入鄂豫“艾滋村”调研期间，一个非常严肃的理论和现实的困惑不断地袭扰着笔者：清晰地计算着死亡日期或是行走于死亡边缘(而非“生存边缘”)、一贫如洗的“艾滋村民”，何以维持着乡村平静的社会秩序，而没有酿成一定规模的骚乱甚或反抗性的事件?随着调研的深入，笔者的猜想逐渐集中到“艾滋村民”抗争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上。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鄂豫两省农村都有数万因卖血罹患艾滋病的农民，2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他们及其生活的家庭和村庄。随着20世纪中后期鄂豫农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进入死亡高峰期，艾滋村民的上访等维权抗争事件不断出现。与此同时，社会舆论迭起，“艾滋村”的秩序和稳定问题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2000年以后，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对艾滋疫情高发区及其艾滋村民救助和帮扶政策的颁布和落实，一度高涨的艾滋村民维权抗争浪潮逐渐偃息；一度失序的艾滋村落渐渐恢复了生机，复归有序。底层群体“艾滋村民”的“有组织”抗争甚或革命性转化的可能性，似乎亦不复存在了。 　　本文旨在通过对鄂豫农村艾滋疫情高发区的现状的研究，建构当代中国底层民众抗争的社会学逻辑。 　　 　　一、一个“艾滋村民”的抗争简史 　　 　　本文从湖北随州J镇一个艾滋村民的抗争实践出发，透视当代中国底层民众进行社会(或政治)抗争的基本路线和规则。 　　Z于1955年出生于湖北省随州市J镇某村。1968年初中毕业后，Z先后任大队电话员、大队小学代课教师和大队团支书。1976年，由于家庭困难而近亲结婚。Z与本大队赵某结婚，赵是Z的姑表妹，婚后连夭两胎后，1981年生下儿子周某某，1985年生下女儿周某。 　　1982年到1985年，当地分田到户后，Z除了种地，还兼做炒粉生意；1984年，他与亲属合伙购置一台手扶拖拉机，从事加工、打麦、运输，生意非常兴隆。1988年，Z辞去公职，换购了一台“手扶”，从事加工、抽水、打麦、运输，直到2000年4月，生意仍然很好。1998年，Z建了新房。2000年4月到2002年5月，精明的Z倒腾换购了一台旧“手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