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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构建 　　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依法行政意识普遍得到提高#65377;然而,当前行政诉讼效率相对低下,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久拖不决,极大地影响着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65377;因此,在行政诉讼领域设立简易程序将有助于行政诉讼效率的提高#65380;诉讼成本的节约#65380;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65377; 　　[关键词]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行政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0-0183-04 　　张燕(1967―),女,广西工学院社会科学系教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广西柳州545006)罗云(1975―),女,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法律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65377;(江西南昌330003) 　　 　　公正#65380;效益一直是各级法院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我国行政审判制度已历经十几年的发展,有成就也有不足#65377;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诉讼案件大量增加,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供充分的救济,便成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首要问题#65377;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及民事诉讼#65380;刑事诉讼的有益做法,增设简易程序,便成为法院促进自身发展#65380;保障公民权益#65380;实现行政机关行政法治的必然选择#65377; 　　 　　一#65380;简易程序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 　　 　　“程序”通常是泛指人们为完成某项任务或达到某个目标而预先设定的方式#65380;方法和步骤#65377;程序机制的主旨就在于限制恣意,保证人类做出理性的公正选择#65377;因而,“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65380;有组织的民主#65380;有保障的人权#65380;有制约的权威#65380;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65377;”[1] 　　司法的价值在于公正价值与效益价值的融合,这就要求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一方面要体现公正,充分保障公民#65380;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体现效益,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产出最大的诉讼效益,使诉讼活动既简便快捷又不增加过多的成本#65377;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普通程序相对应的简易程序便出现了#65377;《布莱克法律辞典》将简易程序定义为“以相对快速#65380;简单的方式解决争议或处理案件的没有陪审团的程序 ”#65377;我国台湾学者翁岳生认为,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是为加速诉讼事件之进行,减轻法院工作负担而订定的简易起诉#65380;审查#65380;裁判方式,以达到迅速处理轻微事件,争取时间处理重大事件,使司法功能所要求的有效法律保护,在质量上和时效上得以提高的目标#65377;”简易程序最早为英国所采用,约始于1848-1849年间,当时仅限于轻微的犯罪#65377;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根据犯罪嫌疑人罪行的轻重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65377;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诉讼制度中都存在简易程序,比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日本的简易公审程序#65380;简易命令程序,德国的处罚令程序#65380;简易程序等等#65377;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65377; 　　人们对诉讼正义观念的转变,使得简易程序有了合理的理论基础#65377;传统的诉讼正义将程序公正视为第一要义,而忽视效益与公正之间的内在关系#65377;但是,随着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诉讼浪潮”的袭击,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诉讼正义的内涵#65377;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正义的完整内涵应当包括公正和效益两个方面#65377;英国古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正义观越来越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65377;一方面,当事人期待获得较为完善的程序保障,权利保障程度持续提高,公正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对那些情节简单#65380;事实清楚的案件,则采用较为简便#65380;快捷的程序加以处理,从而凸显诉讼效益#65377;这种繁简分离的程序设计,实际是为解决公正与效益之间价值冲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65377;波斯纳甚至认为,效益与公正是同义词,并宣称:“正义的第二种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效益#65377;”这种新型的公正#65380;效益观为简易程序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65377; 　　从宪政的角度分析,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可以升华为“接近正义”的理念#65377;现代宪政国家为了充分保障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诉权,大都确立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这在客观上使司法成为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