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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发生 　　摘要：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一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关键词：暴力性私力救济；意义；社会控制；法律社会学；自杀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一、《孔雀东南飞》：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进路 　　 　　在另一拙文中，笔者认为当人们被迫使用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同时，暴力也毁灭了生活。并从结构的角度对暴力性私力救济进行法律社会学考察，发现政府保护性职能的缺失、司法腐败、不同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合作缺失严重制约了人们获得有效的公力救济，是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的结构性原因。…而本文将从人的主观维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对暴力性私力救济的结构性原因的探讨形成对应和补充，从而全面理解其发生之原因。 　　本文的问题将从汉代乐府民歌的杰作《孔雀东南飞》(也作《焦仲卿妻》)开始，这篇叙事长诗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流传千古的悲剧爱情故事： 　　刘芝兰和焦仲卿是一对感情笃厚的夫妻，刘芝兰勤劳能干、心灵手巧，焦仲卿厚道诚实。但是焦母蛮横、专断地认为(刘芝兰)“此女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把刘芝兰驱赶出焦家，刘焦二人被迫分离。最后，二人在已经完全无望继续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选择了相约殉情而死，双双化为蝴蝶比翼双飞。 　　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著名的爱情悲剧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出现了自杀殉情的结局。然而这样的故事和暴力性私力救的研究又有什么关联呢?《孔雀东南飞》中的刘芝兰和焦仲卿，《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的自杀殉情都是对封建家长专制的一种对抗。他们选择结束自杀，不是简单的抛弃生命，做命运的懦夫，最终的结果是封建家长势力在较量中失败。《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刘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父的企图都因这些勇敢的受害者的自杀而一败涂地。因此，自杀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形式，和其他暴力形式不一样的是自杀所指向的对象是被害人自己；在这两个故事中的自杀就是一种暴力性的私力救济一为了维护拥有爱情的权利、保卫作为人的尊严、保卫誓死不渝的爱情。 但是，我们沉浸在对刘、焦、祝三人的惋惜、敬佩和痛心，对封建专制的愤恨之时，不禁要问：除了自杀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和出路了吗?为什么，刘焦二人不选择私奔，祝英台不选择逃跑?为什么刘焦二人不能选择在分离中思念对方，继续精神爱情?……当然，私奔、逃跑对于他们可能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但是自杀是需要心理支持和激励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容赴死，勇气来源于两方面――绝望与希望：第一，对现实的绝望，人世间已经容不下、成全不了坚贞的爱情。这个美好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已经不能在有生之年实现了，生有何欢?第二，相反的是，另一个世界可以成全他们的爱情，“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信念指引着他们奔向最终的自由，两对情侣最终化为两对不用被迫分离的蝴蝶，死亦何哀? 　　两个故事中的自杀式暴力性私力救济不仅仅是外部压力和权利救济穷尽造成的后果，也和他们的主观信念有关。一个心智健全但是没有信念的人不可能选择自杀，自杀或是因为信念的破灭而导致人生无望的结果，或是因为追求某种信念的践行，或是因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作用。 　　因此，在理解私力救济尤其是私力救济的最强劲形态暴力性私力救济时，除了需要考虑效益、结构等客观维度之外，还需要考虑主观的维度。人们必定受到外在制度之类的结构性制约，但是个体并不完全是社会的摆布对象，个人并非完全没有反抗社会结构的能力，所以有人戴上脚镣之后会像被太阳烤干的树叶一样屈服，也有人会做“戴着脚镣的舞者”；人们也会受到实际效益的鼓动，受工具理性的影响。但是有人会见利忘义，也有人会舍生取义。无论做一片被烤干的树叶还是做“戴着脚镣的舞者”，见利忘义或舍生取义也好，人们的“行动”必定是“与一套意义、理由或意图相关的行事过程”除非这个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理智。人们采取暴力性私力救济，必定和人们的主观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不会无端地做一件暴力性事件而不追求某种意义，无论其中的暴力是指向他人还是针对自己。以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从人的信仰、价值和意义等人的主观方面出发对暴力性私救济进行考察就是本文的基本研究进路。研究最后将会回到对暴力性私力救济发生的结构性因素与主观因素之关联性的探讨，在此基础思考对暴力性私力救济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