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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企先进文化形成深层原因探析 　　制度性瓶颈制约着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真正形成 　　 　　现代股份制公司的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是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相互制约、激励约束的治理结构的前提背景下发展着的。但从现状看，由于国有企业仍然处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上述几方面的工作都还没有完全到位，这就给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产权关系方面企业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出资者享有企业的产权，企业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权。这一条，绝大多数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明晰”了产权关系。但是，由于全民或集体所有，中国的国有企业，事实上存在着资产所有人的“虚拟化”现状，即在法理层次上，国有资产无法追溯到任何自然人。这是一种新的、不同于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种资产权自然人的特殊性的现象。而且，随着国有资产不断增值，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这就给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在前提上制造了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东西。 　　法人财产权方面国有资产转变为法人财产，企业法人就具有了相应的权益与责任。企业经理人以其掌握的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人代表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目前，多数国有企业有了比较完善的相关制度规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出资并控股的企业中存在着出资人代表的职能与作用的发挥不能全面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在对国有资产的道德风险监管环节上，对产权经营中的道德风险没有一贯地予以关注，企业的内在监督、约束机制能力不强，导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制度层面上缺乏有力的保证。 　　政企职责分开方面政府依法管理企业，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政府调控企业主要用财政金融手段或法律手段，而不用行政干预。但在这方面，现实问题也较多。不少国有企业是由原来的政府机关转制而成，另有一些是政府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地方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或其他资源。特别是，企业主要管理人员要由政府委派，等等。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的深厚关系，受政府部门保护，事实上拥有比其它所有制企业更多的无形资源，易于取得市场信用，进而比较容易地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它们并不愿脱离政府，不愿意彻底割断与政府的各种联系，真正独立地在市场中，通过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 　　管理制度方面一方面，有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如股份制公司中的股东会(权力机构)、董事会(决策机构)、监事会(监督机构)和总经理(执行机构)等；另一方面，具有权责明确的、经理式的管理层级制。所谓法人治理结构，本质是“三权分离，相互制约”。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根本目的就是要防止权力滥用，不至于给企业可持续发展造成危害。企业的管理与政府管理，内在本质和机理是相同的。过分集中的个人权力极易导致重大风险的发生；而权力相互制约是避免重大风险发生的最有效的制度性安排。目前，国有股份制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三会”制度，但实际运行的轨迹与真正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客观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所谓“形似神非”，形式上到位了，运行轨迹与最终结果往往不同。国有企业党委班子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模式，拥有企业干部（管理人员）的管理、选拔和任免的权力。这在制度上难以真正形成权力的相互监督和制约。 　　 　　“官本位”意识制约着企业家角色的真正转变 　　 　　先进的公司文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是融于市场发展、解读市场真谛、提炼市场精华。或者说，把市场的内涵、特质、发展投射于先进公司文化之中。公司高管人员是先进公司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倡导者、实践者。因此，公司高管人员决定了公司文化的内涵品质和发展走向。但是，国有企业老板普遍具有“官员”身份，难以真正摆脱“官本位”的深刻影响。 　　“官本位”作为一种独特而持久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激励人们积极入世，大有作为，追求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作为个人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仍然被“官本位”的思想方式主导着思维和行为。国有企业中的层级制组织管理体系中，从董事长、总经理到处级、科级经理，有着整套行政级别序列。管理人员通过这条途径获得的“成就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官”本意识，导致了注重人际关系、不敢承担责任、明哲保身或唯长官意志是从，淡化了责任意识、效率意识、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由“官员”向“老板”身份的转变成了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市场化的经理市场，经理人员的市场价格及定价机制、流动机制及其相关的配套制度基本上还是空白。这里有着深层原因，除了市场发育还不够成熟，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之外，还有一个“经理源”问题。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