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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康勇往直前教育实践家 　　他坚持真理、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风范，他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为一代代交大师生员工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他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成为今天我们开拓未来、创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宝贵财富。 　　 　　彭康，字子吉力，1901年8月26日生，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人。1924年他从萍乡远渡大洋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哲学，1927年回国到“创造社”服务，是“创造社”后期骨干之一。1928年,他在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中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曾任上海中央文委书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上海群众文化活动，团结进步文人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他也是成立左联的组织者之一，同时还兼任上海群治、上海大学的教授。1930年，他不幸被捕，经过艰苦斗争后于1937年出狱，此后继续参加抗日活动。曾任安徽工委书记，华中局、华东局宣传部长，积极发动群众和日寇进行武装斗争，后又兼任华中党校、华东大学、山东大学校长。1952年任中国赴东欧教育考察团副团长。当年11月，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书，彭康任交通大学校长，并兼校党委书记。 　　 　　勇往直前 腥风血雨革命路 　　1916年，彭康于萍乡中学毕业。1917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实习半年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高中部。高中学业结束，直接升入该校大学部哲学系，毕业后获博士学位。1927年他回到祖国，次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期，大批共产党员被残酷屠杀。他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共同组织“创造社”，并任该社理事会理事、党组成员。1930年2月15日与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冯雪等51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4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经过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7年之久的彭康重获自由。出狱后，彭康即奔赴战斗岗位，到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是副部长）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工作，董必武亲自恢复他的组织关系。武汉失陷后到重庆坚持工作，后转至延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彭康先后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代理书记、湖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宣传部长、淮南路西区党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中共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等职。 　　 　　不辞辛苦 开创交大新天地 　　1955年，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往西安支援西部建设，多多培养科技人才，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人才储备。交通大学成立于1896年，是我国建立较早的大学之一，当时已在上海扎根60年，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师生员工加上家属近万余人口，要“搬家”谈何容易？且不说学校的资产设备、图书仪器、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数量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运走，更重要的是，搬家牵扯到与学校有关的近万人此后的生活，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还要协调好诸如工作、学习、生活等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因此，交大西迁可谓是困难重重、矛盾交织。彭康深知党的战略计划，他连续召开会议，动员师生员工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建设西部为荣,克服个人困难去为西部建设和科技发展培养人才。他依靠坚定的党性、智慧和大无畏的精神，带领校领导班子、党团组织成员挨家挨户地发动群众，投入迁校。他亲赴西安选择校址，规划基本建设，把西安交大的新校选定在唐代兴庆宫的一片废墟之上，然后又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师生奔波在瓦砾水泥、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指挥大家建房修路、安放设备、组织上课、准备招生。同时，学校决定1956年先迁低年级师生，1957年至1958年分批搬迁高年级师生，做到搬迁、教学两不误。经过各种细致的工作后，交大一些著名的教授带头处理资产，卖掉上海的小洋房，放弃上海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花甲老人和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个个拖家带口、扶老携幼，背上简单的行装，跋涉千里远赴西安，投身到新校建设中去。 　　对于其他人来说，搬家是一条单程路，对彭康来说却是双行道。他经常奔波于上海、西安两地之间，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并和大家同甘共苦。1957年，国家又将西北工业学院、西北农业大学的部分专业和西安动力学院的全部专业并入交大，使西安交大系科更多，更加适应西部地区建设需要。到1959年，西安交通大学已发展成为近万名学生的大学，西部的高教阵容也为之一新，培养的人才成倍增长，科技优势不断壮大。而上海部分也在几年中从华东和上海建设的需要进行了扩充，成为有相当规模的另一所工科大学。1959年7月，国务院正式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分设两校――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彭康校长主持交通大学、西安交大总共15年，但他留给人们的财富远远超出了时间和空间。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