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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博弈分析 　　摘要:环境污染事故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社会公众四个方面,文章通过对四者之间博弈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污染;博弈论;政府;企业 　　 　　一、 引言 　　 　　近年来,我国各地方各部门在环境保护方面工作力度不断加强,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目前国内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不断发生的污染事故给国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面对多发的环境污染事故,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发生的原因。由于每一起环境事故背后都涉及到若干主体,而这些主体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利益关系,所以可以运用博弈论来进行深入探讨。熊鹰和徐翔等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不同制度安排下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周国雄认为由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所导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是形成政策执行难问题的主要根源。卢方元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产污企业之间、环保部门和产污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进行分析。 　　上述学者的博弈分析仅就我国环境污染防治规制链条中的局部环节展开,但仅就局部环节的博弈分析还不能系统地解释我国环境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从我国整个环境安全规制链条出发寻求合适的治理之路。本文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分析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排放企业、社会公众四个利益主体为对象,构造了三组博弈模型,用以刻画我国环境污染防治问题的复杂性与系统性,解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安全博弈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掌握所有权力,地方政府必须完全服从中央政府制定的所有政策,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会产生博弈。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对部分权力进行了下放,从而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从很多方面开始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对于环境污染的防治也在其博弈的范围内。 　　中央政府为了保护环境,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家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一系列规定,还将环境绩效纳入政府考核的范围内,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制度的建设来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率。但是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态度却与中央并不一致,很多地方政府都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矛盾关系,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时候,会更多地会考虑其自身利益,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博弈。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博弈中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分别代表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中央政府要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使其自身的成本最小化。由于每一起环境事故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都是中央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因此,中央政府会制定各种政策,最大程度地降低环境事故的发生率。而地方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往往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相关信息,如中央政府的惩罚强度、监管力度等,并且在综合考虑各种变量之后采取对其自身发展最有利的行动。 　　为简化分析,假定中央政府只与一个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用Ua表示中央政府的效用,Ub表示地方政府的效用。环境事故的发生率会直接影响到中央的收益,不仅包括财政收入,还包括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国际社会对其的评价等方面。设中央政府收入函数为I (m1;p),m1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力度,p是指环境事故的发生概率。一般而言,环境事故发生率增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力度会有所增加,即m1是p的函数m1(p)。因此,中央政府的最大化效用函数可表示为maxUa=I(m1;p)-i(m1)-t(p)。其中,i(m1)+t(p)是中央政府所需支付的总成本,i(m1)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所发生的成本,即随着m1的增大,i(m1)会增加;t(p)是指环境事故的发生使中央政府发生的损失,随着环境事故发生率增加而增加。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在博弈中也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它的最大化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maxUb=E(m2;m1)-e(m1)-s(m2)。E(m2;m1)为地方政府收入函数,m2为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监督力度,并且m2是的m1函数m2(m1),即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监督力度与中央政府的监督力度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中央政府监督力度或处罚力度加大,必然会使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监督力度增强。e(m1)+s(m2)是地方政府所发生的总成本,其中e(m1)是由于中央政府的监督力度而使其发生的额外监督成本,或者说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监督力度不够被中央政府发现而对其进行处罚所发生的成本,可视为一种间接成本;s(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