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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黑恶势力犯罪主要特点及其司法困境刍议 　　摘要：黑恶势力的危害性极其严重，具有犯罪主体的组织性、犯罪行为的猖獗性、犯罪地域和行业的相对固定性三大特点，黑恶势力犯罪已成为社会的“毒瘤”，打黑除恶是当前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查办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时，客观上存在证据规格高取证困难等原因。 　　关键词：黑恶势力；打黑除恶；司法困境； 　　 　　“黑恶势力”犯罪，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诱发、滋生黑恶势力的社会消极因素大量存在，黑恶势力的发展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威胁群众安全、阻碍社会健康发展。而自2006年中央政法委部署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活动以来，各级检察机关纷纷加大打黑除恶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但办案过程中折射出的种种问题，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活动进程。 　　 　　一、黑恶势力犯罪的一般特点 　　 　　黑恶势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一般认为，黑恶势力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各种社会恶势力。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单设罪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还就“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具备的特征进行了明确解释，但何为“恶势力”，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黑恶势力指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横行乡里，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百姓，扰乱社会治安的纠合性违法犯罪集团。 　　总体而言，黑恶势力犯罪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犯罪主体的组织性。“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恶势力”一般也应是3人以上的违法犯罪集团，组织形式较为固定，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二是犯罪行为的猖獗性。主要体现为犯罪行为的多样性与半公开性。多样性指黑恶势力针对不特定犯罪对象和犯罪目标以暴力、威胁、滋扰等多种手段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半公开性指黑恶势力往往公然实施上述犯罪，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一种精神上的极度恐慌情绪。三是犯罪地域和行业的相对固定性。多以地缘、业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家族”恶势力或“地痞”“流氓”恶势力，而后实施行业垄断，划地为牢，圈定势力范围，控制市场。 　　 　　二、查办黑恶势力犯罪的现状分析 　　 　　形势政策是基于社会形势的严格考证，为弥补法律滞后性而生，它从制度内考量问题，充分考虑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精神方面等诸多因素，而在一定意义上被赋予法律属性。司法实践无可避免地受形势政策的深刻影响，刑事政策的合理性，赋予具体执法司法行为以理性。由于地域性的差别，经济、社会、文化土壤各异，黑恶势力犯罪查办情况也各有特性。从目前福建省永安市检察院查办的黑恶势力案件情况来看，主要呈现以下特性： 　　 　　(一)犯罪组织呈现初阶性 　　总体上仍属低层次犯罪，组织性、分工方面不突出，未出现以公司等形式掩饰犯罪的情况。以该院突出查办的一起何某某为首的，建国以来该市首例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该案被告多达12人，但与典型的涉黑案件相比，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组织结构粗散化。该组织尚在雏形阶段，没有成文的或明确的帮规戒律，只有约定俗成的规矩，组织力量尚不集中。二是犯罪手段低端化。主要通过实施抢劫、故意伤害、追讨赌债、插手民事纠纷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敛取钱财，为其犯罪提供经济保障。而恶势力团伙方面，多数为临时纠合和集结，犯罪预谋性和目的性不强。 　　 　　(二)犯罪团伙低龄化明显 　　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低龄化趋势较明显，有相当数量的团伙以青少年为首或为主要骨干。如：张某某、陈某等人聚众斗殴案中，两个犯罪团伙10名涉案人员中未成年人2人，18―20岁间7人。青少年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其抵御社会诱惑的能力较弱，团伙犯罪的低龄化，尤其是未成年人加入犯罪组织，形成极大安全隐患。同时，也要求司法机关寻求严厉打击与挽救教育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对执法理性提出挑战。 　　 　　(三)敛财聚物目的性较强 　　黑恶势力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黑恶势力犯罪必然涉足经济领域，通过组织赌博，强迫、组织卖淫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该过程中的暴力行为也多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获取。如：郭某民、郑某?、刘某军、郑某其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为了谋利，将被害人姚某某从厦门骗至永安。途中多次对被害人姚某某实施威胁、殴打、强奸等行为逼迫被害人就范，之后将其带到发廊强迫其卖淫攫取经济利益。 　　 　　(四)犯罪手段暴力性突出 　　以敲诈勒索、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组织卖淫为主，手段较为恶劣且多不计后果。如张某某、陈某、王某等10余人聚众斗殴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