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环节法律监督权研究.docVIP

执法环节法律监督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7-0300-02 　　法律监督权是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所特有的一项权力，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但综观检察机关的现有实际权力，却与这一宪政定位相距甚远，由此我国检察理论的研究处于混乱局面，检察实践的开展也受到严重阻碍。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目前诸多学者试图援引西方检察理论来阐释及设计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由于法律监督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根植于国家的政治体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我国社会制度的迥然差异，使得学界对法律监督权的研究陷入困境。任何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正确认识法律监督权应当追寻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负有准确、及时、合法地适用法律的职责。我国的行政机关机及其工作人员掌管着人权、财权，其是否能够公正、严明地执行法律，直接决定国家的法治水平。但我国当前的执法环节正是社会主义法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因此加强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首先，对行政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只局限于对侦查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具体行为的监督权，对其他绝大部分行政机关进行司法控制的前提是，在“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下，法官是独立的，且法官分为庭审法官、治安法官、预审法官或者侦查法官。我国“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法官对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模式，符合我国法官没有特殊分类的现实国情，是由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机关的强制措施。 　　其次，刑罚执行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主要是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监管活动进行监督。刑罚执行机关的活动涉及对犯罪人人身自由和财产的剥夺和限制，如果执行机关滥用刑罚执行权，容易造成对犯罪人人权严重侵害的后果。刑罚执行监督权设立的初衷就是设置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运用法律执行程序将刑罚执行监督权纳入法制轨道。西方一些国家也将刑罚执行监督权赋予检察官行使。检察官有权对刑罚的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检查，可以随时视察监狱，查阅有关监管文件和相关材料，和被关押人谈话，而无须经任何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 　　检察机关主要通过纠正违法的方式监督刑罚执行活动，但对执行机关拒不纠正的，检察机关缺乏进一步的监督方式。由于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纠正违法通知的法律效力，被监督者接到通知后的义务不明确，以及被监管者不接受纠正意见的法律后果缺乏规定，致使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并不必然地启动对违法行为纠正程序和责任追究程序，监督意见往往得不到落实。因此，应当细化刑罚执行监督程序，赋予刑罚执行监督的刚性效力。当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后，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启动纠正违法审查处理程序，并在法定期间内将处理结果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如认为处理结果违法，有权向撤销或变更该违法行为的上级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上级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间内向检察机关回复处理结果。 　　最后，行政公诉权。在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是非常有限的，即只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64 条之规定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检察机关则无法主动监督具体行为和所有机关的抽象行为。因此，法律监督权在对行政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上的发展空间很大。 　　目前，对担任要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已成为我国政权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是滋生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普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由人大任命的担任要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与群众接触更少，职务犯罪更加隐秘，因此对他们进行职务犯罪监督，只采用一般的刑事诉讼方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司法弹劾这样严肃的高层次的监督方式。笔者认为，在我国赋予检察机关向人大提出弹劾启动权，是对担任要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职务犯罪监督的可行方式。各级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公民的举报和有关单位的移送以及本级人大常委会的交办，对于属于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担任要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向本级人大提出弹劾建议书，由本级人大审查决定。检察机关的弹劾启动程序，有利于真正落实人大的人事监督，进而有利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从而实现列宁所指出的“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察和监督的职能，使所有的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建国初期，我国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曾经发挥过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的职能，这一时期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抽象行为的监督，可为构建我国将来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权提供有力的参考。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执法的重要主体，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分为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