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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社会教育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本文是关于我国未成年人社会教育现状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社会教育的现状。对当下未成年人社会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希望为有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教育 　　我国未成年人人口众多，现在的未成年人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承受的困难与挫折较少。繁重的工作使父母在生活和感情方面跟子女的交流不足，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学习进步、物质条件的改善方面。就学校教育来讲，在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下，学习内容多、升学压力大，相应的在除了成绩以外的方面学校实在难以给未成年人更多的关注。未成年人正值生理和心理发育的重要时期，对外部环境十分敏感，在缺乏生活压力、个体社会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同时在未成年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他们开始关注社会生活，尝试着接受和掌握社会行为规范，准备担当社会角色。而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各种文化良莠不齐，社会环境复杂，此时未成年人非常需要来自正确的社会教育方面的引导和帮助。因此社会教育对于未成年人的发展尤为重要。但现状是整个国家“社会-家庭-学校”这一关系链中，学校教育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精力消耗着其他两方面的资源，社会教育处在关系链中薄弱的一段。反映到具体操作层面体现为：社会教育处于无序状态，未成年人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等需求无法有效满足。一些社会教育机构未发挥其应有作用。虽然未成年人社会教育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多样化，但在体系建构上却表现为“无规划、无统筹、无标准”状态。导致社会教育整体无序、规范缺失、评估凌乱、效果不明显等。这种现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教育暴露出众多问题。为此，近年来整个社会也开始增加对未成年人的关注；针对未成年社会教育问题的研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相关研究看，我国未成年人社会教育存在着以下问题： 　　1.传统教育思想观念在大众头脑中根深蒂固，造成社会教育理念淡薄 　　在中国，应试教育的由来已久。“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在众多家长心中，孩子的未来发展被描绘着“幼儿园，小学，优质初中，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好的工作，物质、权利、地位的满足”这样的单线条式发展。简单而功利化的目的使教育仅限于学校内发生的事情；而“好”的标准仅仅是分数的高下，不可避免的将教育的内容仅仅看成课堂上师生间知识的灌输与接收；学生成了考试的机器。对于什么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应该怎么做以及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我们的家长甚至一些老师头脑中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概念。整个社会对社会教育积极性、热情度不高。 　　2.没有关于社会教育的成文法 　　目前我国现有的社会教育相关法律制度松散而抽象，没有一部具有最高权威的、高层次的社会教育专门法和其他配套法律。社会教育法律体系不够完整。这也就造成了各种现有的社会教育机构职能部门对于相关工作目的不明确，责任不清楚，资源分配、利用低效，各部门间协调配合能力差不能综合形成效力。因而社会教育整体效果不明显。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不能形成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合力。而发达国家很多都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推进社会教育法制化。将社会教育各项工作制度化、程序化。日本早在1949年根据《日本国宪法》第26条“教育权利”的思想和《教育基本法》（1947年）的原则，颁布了《社会会教育发》（1949年）、《图书馆法》（1950年）、《博物馆法》（1951年）等一系列的与社会教育相关的法律。日本《社会教育法》第3条对其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的任务作出如下的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依据本法及其他法令的规定，通过设置和运营社会教育所必须的设施，举办集会、制作与颁发资料以及其他方法，努力创造环境，以便全体国民能够利用一切机会和―切场所，自主地根据实际生活需要提高文化教养水平”。[1]通过这条法律条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创造一个全体国民可以自主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的教育环境，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套完整的社会教育法律体系，日本的社会教育才配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推动日本综合国力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继而使日本迅速成为发达国家。韩国在1982年颁布了《社会教育法》。该部法律开篇就明确了社会教育的定义：“除了根据其他法律的学校教育外，为全民终身教育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2] 　　3. 缺乏专门的社会教育管理机构 　　在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机构有青少年宫、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等机构组织。但是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对这些机构组织起管理作用。上述机构在实际的行政管辖中分属各个不同的上级主管单位。比如青少年宫一般隶属于共青团市委领导，实行主任负责制；而图书馆管理体制划分更为复杂：有属于教育局管理的，也有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