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在信贷资产转让中特征分析与法律监管研究.docVIP

“影子银行”在信贷资产转让中的特征分析与法律监管研究 　　摘要：信贷资产转让的监管问题应归属于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命题范畴。针对我国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发展，央行和银监会采取了“疏、堵”不同的监管路径。通过对信贷资产转让和影子银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特征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现存的监管制度还存有缺失，信贷资产转让监管可以借鉴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在其中跨行业风险、制度变迁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立法规制。 　　关键词：影子银行；信贷资产转让；银信合作 　　JEL分类号：G21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2-0051-04 　　一、影子银行与我国监管的现状 　　影子银行的概念始于美国。在美国，为了缓解自婴儿潮始由人口激增所带来的住房购买需求，金融界人士开始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品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和1999年的《格朗－利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均对影子银行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长期的债权债务能够通过短期的一纸合约得以在即期市场上流动，但由于既有的监管体制没有很好地涵盖这一金融创新领域，使得影子银行体系所带来的表外风险难以防控。在中国，受央行和银监会对信贷规模的种种限制，商业银行从2008年底开展了大规模的信贷资产转让、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股票质押融资、银信理财合作等“影子银行”业务。由于商业银行通过各种理财产品疯狂揽储，使得各种商业风险扩散到广大公众。不确定性将有可能迅速异化为影响范围更广、受害程度更深、监管难度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受持续激增的不确定性影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采取了“堵”和“疏”的不同监管方略。银监会采取了“堵”的监管方法，陆续出台银监发[2009]111、银监发[2009]113和银监发[2010]102等文件规范和禁止信贷资产转让的若干业务。一禁再禁的监管方法难以赶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商业银行通过票据买卖、“双买断”、“双信托”，最后甚至是小额贷款公司等中间渠道屡次规避银监会的监管指令。如果继续这样的“鹰鸽博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终将陷入“监管辩证法”的“囚徒困境”。相反，中国人民银行则采纳了“疏”的监管思路，即“由场外放任转入场内防控”。这一监管理念的实际载体就是信贷资产转让交易平台。2010年9月，央行在上海批准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交易系统。以期对商业银行之间的贷款转让提供限制性许可和风险可控的交易平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了《贷款转让交易主协议》，并获得了该交易资格。央行通过主动建立交易市场，疏通扭转渠道，来规范我国信贷资产转让市场的发展，这种监管方略对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银信合作与“影子银行”的相似性 　　(一)影子银行的基本特征 　　第一，影子银行发挥了商业银行的替代效应，却鲜有周全监管。一方面，组合批发、柜台交易、信息不透明等都是影子银行的外在表现。这些外在表现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影子银行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零售的服务模式，采取了类似打包、捆绑、组合的批发销售模式。进一步讲就是影子银行在持续替代各大商业银行发挥着银行服务社会的各种功效。另一方面，既有监管体制将监管视野放置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中，监管操作遵循的依旧是现场与非现场的传统监管手法。传统的监管视野与方法难以涵盖当今金融创新的各项具体实务和操作手法，诸如表外剥离、隐性回购、股权交易等。 　　第二，影子银行的杠杆率较高，风险集中度较大，凸显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影子银行没有充裕的资本金，只能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创新市场是影子银行长袖善舞的平台，但“移花接木”的路数难以抵抗住真正的危机浪潮。在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表现出的金融脆弱性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三，影子银行能在制度缺失下“茁壮成长”。影子银行能在我国“茁壮成长”缘因两个制度缺失。一方面，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让市场呈现出强烈的资金需求。而货币供给和市场利率均有严格的政策性限制。在流动性“供需”出现严重缺口时，由影子银行体系所产生的非正规资金流对民间资金需求敞口提供了大量的补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间资金流动的需求，但却会对我国主体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仍构筑在一行三会的主体监管下，金融法领域的立法修法工作还很欠缺。而商业银行金融衍生、金融创新的步伐早已仿效国外鸠占鹊巢。近年来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不胜枚举。但市场交易的各方主体难以尽善尽美地实现“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局面。在欠缺法律规制的情况下，银监会作为监管主体只能尽量出台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制，但其法律执行与落实力度只能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