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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结构性教育过度及其原因探讨 　　[摘 要]在中国，虽然教育资源短缺、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但同时又存在着大学生就业难、人才高聘低用等教育过度和知识失业现象。我们认为，我国的“教育过度”并不是教育总量上的过度，而实质上是“结构性”的过度，是由高等教育“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过度，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影响、强制性二元经济结构、行政主导的教育体制以及市场信息机制不健全等。 　　[关键词]教育过度 结构性失衡 人才市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5)03―0040―04 　　[作者简介]殷朝晖，欧阳红兵，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上个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经济学家对这种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而且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过度”现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尽管对其界定至今并未取得共识，但西方教育经济学家们逐步建立的“过量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对我们探讨我国“教育过度”现象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对策，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教育过度”，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发达国家出现，弗里曼发现美国人的教育收益呈不断下降趋势，由此首次提出了“教育过度”问题。在斯宾塞的劳动市场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教育过度”出现的必然性。信息不对称在任何市场都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劳动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员能力信息的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但雇员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在于，接受教育的成本和能力成反比，不同能力的人选择的最优教育程度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受同样教育的成本低于低能力的人。正因为如此，高能力的人才可以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能力的人区分开来。显然，均衡状态下雇员的教育程度会高于职位的要求，这就是“教育过度”现象。 　　 　　一、我国“教育过度”现象的表现 　　 　　中国的教育事业在过去55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培养了数以亿计的不同文化层次的劳动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但总体上看，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现状无论是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都仍然处于落后的位置。表1列举的是世界主要国家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水平，显然中国的中小学入学率，尤其是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仍远落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国近年来一再扩大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但到2002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才达到15％，才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2003年，这一数字也才接近17％。另外，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2％，一直远低于发达国家5％左右的水平，这表明，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教育，以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科技和专业人才的储备极低，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584人，而在美国、英国和日本，这一数字分别为4099人、2667人和5321人。(见表1) 　　 　　 　　而与此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近年来日益严重。2003年是中国高等学校扩招后迎来的第一个就业高峰年，该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212万人，比2002年的145万增加了46％，而200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80万。根据政府的统计，200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0％，2004年这一数字也仅为73％，这意味着这两年分别有超过60万和70万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及时找到工作。许多大学生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往往主动降低身价、低薪求职，甚至是无薪求职。据北京大学一个课题组在2003年的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550．7元。北京一家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也预测，2004年的毕业生起薪将比去年下降25～30％。由于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以及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减少，导致了与之相关联的考研热持续不退，我国考研人数从1995年的15．5万迅速增长到2004年的94．5万。尤其是对一些院校相对“冷门”的专业，50％的本科生报考研究生也很常见。而与此同时，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和在毕业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也在下降。可以预计，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的失业现象也会出现。 　　另外，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收入待遇较好的单位总是倾向于雇佣高学历的人才。人才高聘低用的现象比较常见，出现了原本受过中级教育或上岗培训的雇员就能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雇佣大学毕业生，甚至在这种岗位都被具有大学文凭的雇员占据之后，又开始要求具有更高学历的人才能稳妥得到类似的工作。人才依次降格使用，“学历病”等症候已经显现。有的用人单位甚至打出了非硕士、博士不要的招牌，导致高文凭高学历者要么不肯接受低级工作，造成知识失业；即使接受那种无须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