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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相关问题分析 　　[摘 要]政府、企业与农户、环境非政府组织是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三大主体；作为西部生态环境治理第一主体的政府面临五大矛盾，制约了主导作用的发挥；企业和农户既是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破坏者，又应该是治理的主体，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治理成本；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各种问题，首要的是主体的优化问题。 　　[关键词]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分析 　　[中图分类号]X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5-0048－03 　　 　　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后果，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不是“免费的午餐”，人类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的同时，必须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义务。生态环境的开放性、共享性和边界不清晰性等特点，使得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不像法律和经济行为主体那样确定和明晰。笔者认为，生态环境治理主体是指负有某种特定职责、义务或出于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目的而自愿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并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群体或组织。这一含义是动态而具体的。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主体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功能，对其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对于解决我国西部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及其类型 　　 　　按照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性质及其在生态环境活动中的目标追求，可以将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分为政府(第一主体)、企业和农户(第二主体)、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第三主体)。 　　生态环境治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从传统政府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政府从事这项活动是无可质疑的，甚至有人把政府看作是生态环境治理唯一的主体，其他组织和个人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则有越俎代庖的嫌疑。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认识，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长期是政府一元主导的格局，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既“搭台”又“唱戏”。政府一元化的生态治理模式有其独特的优点，由于政府的治理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式，具有权威性和快捷性，因而，其治理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这种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往往让公众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产生迷信。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中一些暂时被掩盖的问题不断暴露，人们对政府的治理能力逐渐产生怀疑。一些学者通过对政府行为及其效果的研究，得出政府在行使公共职能的过程中经常会背离设定的目标或者过高的消耗公共资源的结论，即所谓的“政府失败”理论。“政府失败”理论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管理能力的盲目崇拜，也动摇了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作为唯一主体的地位。与此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单凭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有效的实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须与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共同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资源或生态系统的破坏，这类破坏与第一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农村，是当地农民盲目开发土地、掠夺自然资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二类是环境污染，它是第二产业发展的结果，是由企业不加控制地大量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在政府一元化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下，企业和农民通过破坏生态环境获取经济利益，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就导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活动成为农户和企业破坏，社会买单的行为，这是很不合理的，有悖公平原则。政府一个重要的目标追求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因此，必须把农户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他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应起来，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他们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应承担的义务。企业和农户因其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必须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义务，而其义务的划分又必须基于生态环境产权的明晰程度，否则会产生“公地悲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西部地区只有在完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后，农户和企业才能真正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农户和企业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弥补了政府作为单一生态环境治理主体模式下的不足，但是政府、企业和农户共同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更多是出于外在力量的约束，并且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目标，因而，其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很容易因外在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偏移。 　　在二元化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下，政府与企业、农户都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然而，他们又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政府是管理者，必然就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动主体，而农户和企业则是被管理者，他们也就只能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受制主体。这就必然产生多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本身也会造成生态破坏活动，并且，其破坏行为是作为受制主体的企业和农户无法有效制约的；而企业和农户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经常与政府博弈，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政府无法对企业农户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要克服二元化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弊端，就必须要求有第三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