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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理论与实践模式整合 　　社会控制理论是解释和解决我国目前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综合治理模式的重要依据，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的目标与社会控制的目标并不矛盾。两种理论取向的整合，将有助于认识我国传统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模式在理念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建构真正具备综合、系统特征的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社会服务体系，做到个人层面的偏差行为的预防与控制。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理论；社会控制；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2-0173-05 　　曾培芳(1966―)，女，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南京理工大学法律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江苏南京 210094)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许多学科，都在致力于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问题的研究。社会控制理论历来是解释和解决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综合治理模式的重要理论范式。学者和相关机构运用这一理论分别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特征、致罪因素、预防及矫正策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控制取向，忽略对青少年个体和复杂情境的人本支持取向的研究，导致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工作无论在体制还是理念方面都存在片面性。如何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范式的整合，有效提升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的防控效果应当成为犯罪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研究领域的新课题。 　　 　　一、社会控制：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的传统理论范式及其局限性 　　(一)青少年犯罪问题控制导向理论的核心观点 　　社会控制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术语，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Ross)在他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社会控制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统治。广义的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包括社会个体、社会群体及组织)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狭义的社会控制是指对社会越轨者施以社会惩罚和重新教育的过程。[1](P401) 　　青少年偏差行为控制理论中最具影响力者当推犯罪学者赫胥(Hirschi)于1969年提出的社会连结理论(social bonding theory)。他在其名著《犯罪的原因》一书中指出：人类之所以不犯罪，是由于外在环境的教养、陶冶和控制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人和社会建立起强度大小不同的社会连结，以防止一个人去犯罪。他认为社会连结的要素有四项：(1)依附(Attachment)；(2)奉献(Commitment)；(3)参与(Involement)；(4)信仰(Belief)。一个人与传统的家庭、父母、价值观、朋友、学校以及其他社会机构或活动等如果能建立相应的连结，则可以减少或避免犯罪。依附指的是一个人对父母、学校与朋友，即个人对他人或社会控制机构感情的连结，这是遏止犯罪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指的是个人参与传统活动如学术活动、运动、正当的休闲活动等，青少年若能从事有益身心的休闲活动或运动则从事偏差行为的可能性自然降低。[2] 　　社会控制理论从社会变迁、社会环境方面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成为早期预防与矫正青少年犯罪策略的理论基础。我国传统的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实践模式通常强调要从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社会等几个方面，对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采取措施，加以综合治理和控制，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的组织控制体系和工作人员队伍也是基于上述思想而建立，并开展工作的。 　　(二)青少年犯罪问题控制导向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 　　1.问题控制导向理论存在着单一因素分析的缺陷 　　戈特弗雷德森(Gottfredson)与赫胥援引了犯罪学古典学派自由意志或理性选择的观点，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当种种情境有利于犯罪时，犯罪自然就发生[3]。然而，社会控制需要其他情境因素的配合才会发生，这里的情境因素是指控制犯罪的条件及机会因素，这些情境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即便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每一个单一条件都具备，如果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能形成良性互动，则犯罪控制的效果很难真正达到。显然，赫胥的理论属于单一原因的犯罪学理论。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犯罪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强调整合型的理论，尝试从多个视角来分析青少年问题的成因，认为各种理论间的整合可以提高青少年偏差行为的解释能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例如，Krohn and Massey(1980)[4]、Matsueda and Heimer(1987)[5]、Empey and Strafford(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