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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研究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逐渐脱离土地向城市流动，产生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特殊就业群体――农民工。基于农民工流动性强、频繁变动工作岗位和地区的特征，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中国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首要因素。虽然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已经出台，指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在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同时，还转移部分单位缴费。但在相关细则上仍设置了户籍门槛，使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异地转接风险增加。 　　户籍壁垒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遗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严重违背了农民工迁徙择业的权利诉求，不利于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尽管目前有关部门和学术界极力提倡户籍制度改革，但观点不一，最终也没有成文的规定。有的学者提倡户籍制度的完全开放，以保证建立城乡统一、社会福利平等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学院郑风田教授认为：户籍制度的一刀切取消对农民是一种伤害，努力方向是城乡等值，让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品服务，但是户籍承载着公民各方面的信息，不能轻言完全取消，应该深入改革户籍背后的东西，逐步弱化户籍藩篱。 　　 　　2.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的影响 　　 　　2.1 现行转接制度对农民工养老保险转接问题只是含糊带过，并未从农民工的切身情况考虑，存在着明显的户籍藩篱 　　在现行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中提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这种思路仍然是基于城乡二元分离的理念，基本上排除了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对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的明确界定无疑是对农民工群体养老权益的不平等对待，严重挫伤了农民工继续服务城市的积极性。 　　农民工是具有拥有农村土地、持有农村户口的农民以及在城镇从事产业工作的工人的双重身份，他们流动到城市，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从事着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高危低薪的工作。尽管他们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不畅和对未来养老保障预期的不确定，农民工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难以抉择。因为户籍限制使他们最终还是无法被城市所接纳，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益，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对“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鼓励农民工进城工作，但是在相关的政策设计上又处处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事实上，尽管想为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关系转接机制，却无法摆脱户籍制度的束缚，反而使他们成为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夹层”，人为制造社会的分层，是与我国社会保障实现全国统筹的意愿背道而驰的。 　　2.2 现行的转接制度对退休地的确定仍旧以户籍为界限，实质上是城市对农民工的“只保不养” 　　《暂行办法》中对退休地的条款规定：农民工按照户籍所在地领取养老金，这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障既得权益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现行办法是与养老保险的责任相分离。 　　首先，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养老金的给付水平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农民工退休后不愿回到户籍所在地养老，而是选择留在打工的城市养老，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是否能达到其在城市生活消费的给付水平值得商榷。如果在城市养老的支出远高于农村户籍所在地发放的养老金给付金额，不但会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感下降，还会给其养老带来经济负担。因此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接机制设计中，由于户籍门槛的要求过高，不仅会影响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还会影响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其次，农民工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虽然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户籍所在地，可是社会统筹账户的记录留在了不发达地区，发达地区政府没有对其承担相应的社会养老责任，实际上是“只保不养”。农民工退休或退保以后，大量返回农村，农村地区又不得不在缺乏保险资源的情况下承担起农民工的社会养老责任，基于统筹基金难以调剂，社会保险的不公平就进一步由城乡发展到地区间的不公平，社会矛盾也会随之激化，进而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接机制中，运用的是养老保险关系始终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管理办法，当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接遇到障碍时，有户籍的可以转入，无户籍的则不可转入，这是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十分不利的。 　　2.3 现行制度对户籍的严格界定严重抑制了农民工自由迁徙择业的权利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