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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实人大司法人事任免程序实践考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府两院”由其产生，向其负责，受其监督，体现主权在民的政治追求。其中，司法人事任免权是宪法、法律赋予人大重要的权力之一。根据宪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等规定，人大选出、任命的司法人员构成“两院”的核心、骨干。以法院为例，涉及人员包括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囊括国家审判权直接或者间接的所有行使主体。而审判权因其独特的判断价值，裁判者之“德能勤绩廉”显得尤为重要，选举、任免妥当与否将深刻影响审判成效乃至国家法治。 　　沉疴旧患：人大任免之法官素质现状管窥 　　经对广东省中、高级人民法院20位现任院长（高级法官）的履历进行梳理分析，发现无法学教育背景的8人[2]，未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的12人，既无法学教育背景又未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的8人，占比分别为40%、60%、40%。广东省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经济与法治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出现众多地区的“首席”高级法官既无法学教育背景又无审判经历，违背我国法官法明文规定，颇受人诟病。如果说法院院长的选举牵涉“党管干部”的政治原则，在未启动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可以理解，那么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任免，仍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则令人难以理解。 　　司法改革前，由于种种原因，广东乃至全国各级法院内部机构设置上，司法行政机构均占有相当的比重。涉及的内设司法行政机构包括政工部门、纪检组（监察室）、办公室、研究室、审管办、立案庭（除裁判事项）、执行局（除执行裁决事项）[3]等。调研发现，这些机构的人员只要拥有法律职业资格，都与其他业务庭室如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的一线办案人员同样拥有争取法官头衔的资格，尽管其并不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甚至连一个案件也没办过。而且司法行政人员只要获得院长提名，是否有办案经验或者现在是否处于办案岗位，乃至是否具备独立办案水平，均不会成为人大任免的重要考量因素。除极个别人员之外，提名均能获得任命。于是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法院、检察院内部，许多行政、后勤人员未通过司法考试，也从不办案，却有法官、检察官的头衔，而一些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年轻干警常常连续两三年干着打字、装订、收发的活儿。”[4]尽管我国法官法关于法官任职条件已是公认的相当低，但上述获任命之法官甚至连起码的形式要件（如法律教育经历或者具备法律知识、从事法律工作等）都不具备，客观上已突破法官法相关规定。无论是专业素质、办案能力，还是职业操守、法律伦理，都不得不令人担忧。近年来，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引发国内外强烈关注，特别是法院系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5]。有学者甚至认为酿成冤假错案、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当一部分法官、检察官的法律适用能力低下[6]。 　　形式任免：人大任免模式与法官素质现状的关联分析 　　近代法律作为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在我国本土“生根发芽”一百多年。对法官专业素养上的突出要求，社会各界一直有着基本共识。对此，我国宪法、法律规定也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呼应，在法官选任上采取“混搭模式”，即党委推荐或者院长提名，人大选举或者任免，用意在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同时兼顾司法专业主义、司法民主因素，防止法官选任过分受制于某一机关。遗憾的是，该模式并未有效实行。多年来，这些荒诞不经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从党委到人大，再到法院系统内部，漠视法官任职条件的规定，对这些现象竟习以为常。究其原因：其一是党委从行政化视角出发，更多的从政治层面考量法官乃至院长人选；其二是法院系统内部为了弥补激励不足的现实问题，习惯于将法官任免作为级别待遇的“补充品”；其三是“目前各级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的任免仅仅习惯于履行法律手续，没有把司法人员的任免与对他们具体执法情况的考察有机结合起来”[7]。上述原因结合一道，为不符合规定、不会办案、无法律教育背景或法律工作经历的人员开辟了通往法官椅的“绿色通道”。党委的推荐、法院院长的提请固然是酿成上述荒诞现象的“启动阀”，但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握有人事任免权，其对上述法官的选举、任命同样责无旁贷。如果说我国民主集中制以及“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人大即使审查发现问题，亦不宜否决党内的推荐，那么对于监督对象――法院院长的提请不加审查、照例予以任命，未能坚守人事选任监督职责，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坚守’就要坚决守住自己把手的关口，不能自己不守而寄希望于其他的环节去守”[8]，否则任免徒具形式，任免程序设置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人大之所以出现任免形式化的倾向，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现有制度对人大代表知情权的保障相当有限。有关公布候选人情况，只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提名人应当如实介绍所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