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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抑制背后博弈逻辑与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中国家庭的整体性和延续性特征使得家庭成员间代际消费依赖更紧密，为追求整体效用最大化，家庭成员对可支配收入的内部分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费抑制，表现为部分成员的消费牺牲和家庭储蓄的增加。当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购买力下滑，为适应由高消费人群所引领的社会规则变化，低收入家庭不得不进行被动消费，如果政策选择的形式或力度不合适，低收入者还存在另一种竞争式的消费抑制。而解除消费抑制须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破解社保困局、深化市场改革三个领域进行努力。 　　关键词：收入分配 消费抑制 博弈 　　基于合作共赢的家庭内部支出行为博弈 　　20世纪初期的大萧条刺激了理论界研究消费问题的兴趣，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水平、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莫迪利安尼的家庭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等都为之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与西方家庭文化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家庭的整体性和延续性更突出，家庭成员间代际消费依赖性更紧密。假定一个家庭的总可支配收入为I，家庭成员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收入为I1，如果I-I1（暂定义为“余收ΔI ”）不足以让所有家庭成员“为所欲为”地消费，就存在对这部分收入的代际消费优先权的选择。如果消费优先权在不同家庭间显示出一定共性，一个国家的消费结构就有可能被改变。在不考虑家庭矛盾和家长权威等因素的情况下，协商这部分收入的消费优先权近似于一种家庭成员间的合作博弈，即在某种隐含合同的约束下，如何分配这部分收入并用于消费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效用是最大的。进一步假定一个家庭存在两代人，完全用于上代或下代的情况比较极端，更多的时候家庭是在选择两代人的分配比例，如果上代人的分配概率为P，其可用于消费的收入为ΔI?P，则下代人可用于消费的收入为ΔI?（1-P）。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可支配收入既定条件下的生命周期均衡消费问题，在我国则更多表现为家庭成员间的“余收”分配问题。由于家庭中不存在信息隐瞒和结盟成本，分配概率P便成为合作博弈中有约束力协议里的核心变量，而这显然是与基于可持续消费观的现代代际消费理论不同的问题，因为不同时代的P值可能是不稳定的。洪开荣（2006）放弃了单主体效用最大化的主体假设，通过建立基于代际公平观念的心理博弈分析框架，解决了代际消费行为的不一贯性问题，但对于研究我国当前消费问题的现实意义仍是有限的，因为就其微观基础来看，我国现阶段代际间的消费行为在家庭中更多地表现为协商式合作而非竞争性博弈，而把关爱和尊重视作一种额外心理效用的获取方式似乎更像是合作的结果。 　　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P的取值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把基于集体理性的单个成员效用增加视为整个家庭总效用的增加，则P是由所有家庭成员不同消费选择的效用排序所决定的，而这个排序规则应当是与个体的消费层次相一致的。按照马斯洛“生存-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消费层次来看，为给老人治病而让孩子辍学和为让孩子上学而放弃家长的深造或旅游计划都是符合家庭理性的。进一步讲，家庭的消费选择是就低不就高的，任何家庭都会为了任何家庭成员低层次需求而选择“消费牺牲”。这种牺牲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家庭储蓄，累积的结果便是造成整体经济运行中的消费抑制，当前的消费不足显然是一种被动的结构性内需不足。这产生的启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立足于大多数家庭未满足的低层次需求，释放潜在的购买力，而这又涉及到对市场买卖博弈和政策博弈两种情形。 　　既定收入约束下的市场买卖行为博弈 　　近期关于市场买卖行为博弈研究大致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与市场秩序相关的研究（费威，2013），二是与消费能力相关的研究（彭靖等，2010）。这两种研究思路各有优势，但仍然需要从整体的视角寻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因为消费抑制并不意味着储蓄会长期持续累积，消费行为还会受到市场买卖行为和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影响。 　　就市场买卖行为来看，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买卖博弈中，双方各有两种策略选择，厂商决定高价还是低价，消费者决定购买还是放弃。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来讲，高价增加单位收益而降低购买量，低价损失单位收益而降低购买量，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消费的价格弹性。由于越是低层次需求对应的消费弹性往往越小，厂商制定高价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对于低端消费品的生产效率不变，其他商品价格上涨意味着低端消费品生产的成本上升，客观上也促使了价格的上涨。假如家庭收入增加的程度未能抵消价格上涨的程度，家庭对低端消费品的购买行为便会受到持续抑制，不仅消费升级无从谈起，家庭储蓄也有可能出现缩水。 　　而从社会消费的整体视角来看，主流消费往往会改变社会交往规则。当主流消费进入电子化和信息化时代，大学生不买电脑正常的学业也会受到影响，农民工不买手机出门打工同样会遇到困难。而当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