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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完善 　　摘要：我国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制度根源在于环境保护机制的缺陷，行政机关一枝独大造成监管效率低下。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解决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存在诸多问题，而最重要的前提性问题是原告资格的完善。不论是立法上的缺失，还是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当事人适格问题上对法律的从严解释，都导致众多环境公益诉讼被拒之门外。因此，本文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路径提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建议。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多元制主体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4－0205－08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区因为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不断发生环境纠纷和群体冲突，甚至影响安定团结，危及社会稳定。政府环境管理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往往由于某种私利、诱惑、偏见、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能或不愿实施保护环境的行政行为，或是受人员和经费的限制，无法应对社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政府公共执法的不足逐步显现，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现象。尽管各种诉讼外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纷纷涌现，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及其混合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就环境纠纷的特殊性而言，诉讼作为最后的、最权威的救济途径，在环境纠纷解决中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势。因此，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突破口，引发法学界的热烈讨论。法谚云“无原告即无法官”，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无疑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前提性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环境公益诉讼存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大领域，对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我国采用的是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即社会公众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利益主张权利，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才具备起诉的资格。该原则在我国立法中有明确的体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都作出规定，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但是，这些规定并未在诉讼法中得到体现，而且司法实务中对于“控告”趋向于狭义的理解，即仅限于在行政措施层面上向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告发，并不包括公众通过诉讼手段来制止、纠正破坏环境的行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源于德国，19世纪末以前，德国诉讼法理论就一直将符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冠之以“权利请求人”的名称，实际上是完全按照实体法的标准来评价、认定当事人的。也就是说，只有作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才能作为当事人。有学者认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对适格主体的严格限制，是基于解决传统的民事合同、侵权等争议的诉讼机制自维系统本身的要求，其诉讼的原告必然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说，这种诉讼法律制度中对主体资格的界定和安排与私有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基本制度是同构的，各类资源的所有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抗争，反映了自然资源及环境所有者对所属物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在我们这个权利不断生成的时代，原有的实体意义上的当事人理念已为以公益诉讼和群体诉讼为代表的现代新型诉讼的形成和发展所冲击，这种理念的最大弊端便在于它关闭了对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的救济之门；而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以及分散性的个人利益不断提起诉讼正是法治社会或正在形成中的法治社会之必然趋势，因此公益诉讼和群体诉讼也就必然对这种先天不足的当事人理念形成最大的冲击波。传统原告资格理论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完善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二、直接利害关系的新阐释 　　 　　由于既有规则对“直接利害关系”阐述的笼统性、模糊性，实际上意味着适用规则的法官会在疑难案件中进行自由裁量，而这些裁量的做出往往隐含着决定者的价值选择，如保障个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以及防止滥诉和司法成本过高等诸多价值的判断。这些价值之间，或有一致之时，更有冲突和竞争之时。在做出选择判断时，法官持谨慎的态度无可厚非；但过分的谨慎则意味着保守和消极，尽力挖掘规则的可能意义，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赋予规则更广泛的含义，可能是迈出制度创新的一大步。韦德在其《行政法》一书中具体描述了英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变化，“法官们过去一直不愿放宽原告资格，他们害怕那样会‘打开水闸’，法院会被诉讼所淹没……而最近，法官的上述思想已经让位于以下的思考，为了防止因无人起诉而纵容政府的非法行为，法律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