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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核心问题及关键制约因素探讨 　　摘要：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教界近几年来关注的一个热点。从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属性分析入手，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自由与制约的协调与平衡，并从政府、社会、大学等方面对影响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高等教育；现代大学制度；制约因素 　　中固分类号：G 64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7)01－0012－04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 　　 　　现代大学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目前高等教育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1810年德国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思想，其被视为大学共性的基本价值和制度特征。在讨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时候，人们一般都会从19世纪后期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始，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新旧思想拉锯交替，因此那时新办大学大都空有西方现代大学之形，而无西方现代大学之实。这一时期的我国大学基本上还是封建性的高等学堂，并没有培育出现代大学的精神，也就谈不上现代大学制度。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大学校长担负起了创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使命。他们历尽艰辛使大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大学的学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大学制度与前述大学制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但是离开了现实的具体环境就无法把现代大学制度真正推向改革的实质阶段。 　　现代大学制度究竟包含哪些关键特征呢?笔者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自由与制约的协调与平衡。这里的“自由”，主要包含了现代大学制度追求的最重要的理念，即作为处于制度中心的主体的“大学自治”；同时还包括处于大学中心的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制约”是相对自由而言的。大学的自治与其他领域的自治一样，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治，所以自治和制约力量之间究竟应该保持怎样的平衡，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大学内部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限度问题。 　　 　　1．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是针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提出的。大学自治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我国与西方大学自治在历史演进和具体内涵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早期西方的大学自治是从教会的控制下获得特许，以便使自身成为一个学者自我管理的行会组织。后来主要是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现在则更多的是处理与市场、产业界和商业界的关系。我国目前主要是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过大学与社会其他各方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大学自治的内涵随着一些司法判例得以明确。在1957年美国的一起著名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和约翰?M?哈兰在他们的协同意见中阐述了大学自治的主张，认为在一所大学中，知识就是它自身的目的，而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所大学如果变成教会、国家或任何局部利益之工具，它将不再会对它自己的本质保持忠诚。大学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最有益于思维、实验和创造的环境，从而达成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在学术的基础上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 　　大学自治最简洁的一个定义是大学自己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情，但“自治不是绝对的”。“大学自治的问题没有答案，因为自治概念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还有学者认为，大学自治不是一个“全无全有”的概念，即大学既不是一个完全自治也不是一个完全受控制的组织。 　　强化大学自治权，通常意味着要削弱上述一种或多种管理大学的政府权力或外部权力。大学的自主权越大，大学就越有权确立自己的政策、设置专业、开支经费。建议大学管理部门(如院长、校长)具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但必须在政府确定的使命、计划等宏观引导的范围内。同样，在当代管理理论中，无论是对私有企业的管理还是对政府机构的管理，都需要行政部门和执行总裁确定大政方针，负起责任，然后将其他的重要决策权――资源分配、聘请人员、生产过程(如课程)分配给各单位或各院系。当中央主管部门(如教育部)宣布要“扩大大学自主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哪些权力要放下去?哪些权力抓住不放?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教育部应该抓住大学使命和专业设置的决定权或审批权，抓住总公共经费预算的决定权，抓住学生和(或)学位数量(这是政府拨款的依据)的审批权。应该下放的权力有：课程设置权、校内资源分配权、人员雇用的层级和条件决定权。假如教育部授予大学以课程设置和聘任教师的自主权，而不授予其资源分配和设置新专业的权力，那么情况会完全不同。 　　 　　2．学术自由 　　西方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发端于教授对自身职业权利的保护，抵制来自学术权力以外力量的侵害，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