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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查办渎职侵权犯罪面临困境及对策探析 　　渎职侵权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危害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危害，不可小视。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表示：“渎职个案平均损失是贪污的17倍。” 　　伴随着反渎职侵权犯罪宣传月活动开展，打击渎职犯罪呼声越来越高，随着政府职能的改革逐渐深入，政府慢慢从市场经济的操作者转变成监管者。监管者是尽职还是渎职，是决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法制能否得到有效维护、社会能否平安祥和的关键所在。而渎职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诱因。但是，当前查办渎职侵权犯罪面临许多的困境，渎职侵权犯罪易发多发的严峻态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一、当前查处渎职侵权案件面临的困境 　　 　　2007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反渎职侵权犯罪的困难还是比较多的，概括起来叫做三难一大：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和阻力大。”经深入调查分析，笔者认为，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既有渎职罪自身特征的原因，也有外部办案环境的原因。 　　从渎职罪的自身特征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渎职侵权案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智能性。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中规定的罪名多达30余种，范围涉及公、检、法、工商、税务、海关、商检、土地、林业、教育、文物、卫生防疫等诸多行业和部门。“隔行如隔山”，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行业规定和管理法规，涉及的法律法规多，领域广，技术性、专业性和政策性强，局外人一般都难以掌握。因此，发生在这些领域和行业的渎职犯罪，也难以为一般人所发现。同时，渎职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的甚至是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培训，有的甚至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资深人士，通晓本单位、本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社会阅历深、见识广，处事老练，擅于钻法律、政策的空子，其犯罪手段十分狡诈、慎密，呈现出很强的智能性特征。 　　（二）渎职侵权案件发生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一方面，渎职犯罪通常掩盖在职务行为背后，实际上就是一种“作弊”行为。如徇私舞弊，犯罪活动是在十分诡密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因犯罪行为与职务行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很难为他人所察觉。而徇私舞弊案在一般情况下，又没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很难获取有关物证。同时，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都是执法犯法，深知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因此，往往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就订立了攻守同盟，即使犯罪行为被发现，该行为也可能被伪装成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当的职务行为。 　　另一方面，渎职案件绝大多数都是行为人因徇私或者徇情，应原案当事人的请求实施犯罪的。渎职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与原案当事人之间大多具有行为的相关性和利益的一致性。双方因此结成一个利益联盟，如果不被发现，都可从中获取一定利益，如果有一方行为败露，则势必危及另一方，不但既得利益保不住，而且双方都难逃脱法律的追究。所以，这类案件一般难于发现、难于突破。即使行为露出马脚，他们也会竭力掩盖真象，千方百计阻挠侦查，规避法律。 　　（三）渎职侵权犯罪特别是玩忽职守犯罪，与一般工作失误有时很难界定，故特别容易被“失误”或“缺乏工作经验”所掩盖。 　　渎职犯罪都与职务行为有关，行政执法人员的渎职犯罪更是与行政法规、条例和行政机关的实际工作程序密切联系。实践中，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缺乏严密、科学的执法程序；一些基层执法单位和人员忽视执法程序，以无所谓的态度把执法程序看成可有可无、可左可右的东西，甚至以我为本，依利行政，随意执法。因此，在此类犯罪中，犯罪嫌疑人往往辩解自己的行为是工作中的惯性操作，是因为单位制度不健全，不承认自己有罪，或者退一步，承认自己有做错的地方，但仅是工作失误而已。由于某些罪名确实存在上述问题，造成了认定犯罪有一定的难度。 　　（四）渎职侵权案件往往牵涉人员多、职权大，具有责任的分散性和背景的复杂性。 　　如前所述，渎职案件的犯罪主体多为握有一定实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的甚至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关系网多，保护层厚，犯罪手段隐蔽狡诈，反侦查能力强。一般外围调查不能知内情，深入调查难免触及其关系而打草惊蛇，调查难以深入。加之此类犯罪特别是玩忽职守，往往涉及人员多、责任分散、背景复杂，故稍有风声，即草木皆兵。一些人从本单位、本部门的利益出发，片面强调保护干部的积极性，过多顾及单位和领导的声誉、面子，瞒案不报，内部消化的现象较为普遍。有的甚至设置障碍，阻挠办案。同时，由于职务行为引发的犯罪具有行为过程、动机、后果和责任都难以认定的特点，收集证据比较困难。不仅如此，渎职类犯罪分子大都知法懂法、具备较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