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清谈之士风与潘岳文学创作关系考.docVIP

西晋清谈之士风与潘岳文学创作关系考 　　摘要：西晋中朝，清谈之风甚盛。为了显示才华与风采，玄谈者往往采用丽辞骈句，同时也注重语言的简约之美，这种对丽辞对偶艺术的自觉追求影响到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潘岳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家，亦不例外。潘岳作品中呈现出的析文丽辞与谈玄说理现象，正是西晋清谈之风影响其文学创作的结果。 　　关键词：西晋；清谈；潘岳；文学创作 　　清谈是中朝士风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是由两汉清议发展而来，到西晋时逐渐形成了清谈之风气。此时的玄言清谈不只是为了谈玄析理，更接近于一种特别的娱乐文化。魏末的玄学家重在辨析玄理，而西晋玄学家重在言谈，通过谈玄来表现名士风采与风度。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西晋清谈，与其说是在探讨玄理，不如说是在从事艺术创造，追求一种生活情趣的满足。此时虽有郭象、裴?Q出来，对玄学加以发展；然名士清谈，着眼点实不在玄理之创立，而在清谈的审美价值。”[1]比如被誉为中朝名士的乐广、王衍，是中朝清谈的领袖人物，据《晋书?乐广传》载：“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2]但乐广并没有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和留下理论著作，而王衍其人在学术上不过是善于以清谈标誉，张华等玄学名士亦无玄学方面的理论建树，但他们对类似于玄谈活动中的口才艺术颇有兴趣。《世说新语?排调篇》载：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Y?Y，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弓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刘孝标注引《荀氏家传》云：“（荀）隐与陆云在张华坐语，互相反复，陆连受屈，隐辞皆美丽，张公称善云。世有此书，寻之不得。”[3]仔细分析陆云与荀隐的对答可以发现，他们的言语多是采用丽辞骈句，对偶甚是精巧，言语之间互相反复，辞藻美丽，很是精彩，故张华称善，抚掌大笑。可见丽辞对偶不仅是作为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还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方式参与到士人的玄谈之中，从而带给他们审美的艺术情趣，因而受到了时人的普遍重视。 　　潘岳与当时的玄学名士交往密切，耳濡目染，不免受到清谈风气的影响。其中夏侯湛、乐广是潘岳的好友，《晋书?夏侯湛传》载：“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史传评论云：“孝若?镂荡夯?，时标丽藻。睹其《抵疑》诠理，本穷通于自天；作诰敷文，流英声于孝悌，旨深致远，殊有大雅之风烈焉。”[2]肯定了夏侯湛精通玄理的事实。《晋书?乐广传》载： 　　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2] 　　由此可见，乐广并不擅长写作，以至于上表让尹也要请别人代笔，这也是他善于清谈而没有著作流传的原因。而从当时的舆论来看，对于广言潘笔都给予了肯定，甚至成为美谈，可见潘岳虽不善清谈，但他对玄理也是了解的，不然也不会“因取次比，便成名笔”了。 　　而当时著名的玄谈名士阮瞻与潘岳为姻亲，二人也经常来往，潘岳处于这样的时代风气中，且与清谈之士来往密切，交游颇多，其文学创作不免也受此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作品中有玄理思想之流露。由于潘岳作品流传下来的较少，故只能依据现存的诗文进行分析。比如其《笙赋》中云：“泄之反谧，厌焉乃扬。管攒罗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应，统大魁以为笙。”又云：“协和陈、宋 ，混一齐、楚。迩不逼而远无携，声成文而节有叙。”这些文字揭示出笙簧相反相成之乐理，思维方式颇合魏晋玄学思路，又如其《思子诗》云： 　　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虚盈。奈何念稚子，怀奇陨幼龄。追想存仿佛，感道伤中情。一往何时还，千载不复生。 　　此诗歌是潘岳为悼念不幸夭折的幼子所作，中年丧子，潘岳内心的伤痛可想而知。诗歌以说理开篇，表明天地盈虚乃自然之造化，事物之生长与消亡是必然之规律；接着叙写幼子夭折给自己带来的悲痛；最后以“一往何时还，千载不复生”收尾，表达出诗人绵绵不绝的悲哀感受。这首诗歌从构思来看，已经表现出了玄言诗的某些特征，诗歌中既有玄理思想之呈现也有真实情感的抒发，只是尚处于玄言诗创作的萌芽状态，显得较为稚嫩。 　　二是受到时人重视丽辞骈句的影响，追求作品的对偶精工。太康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对偶现象尚处在初步阶段，却开启了后世诗歌创作中对偶技巧之无数法门。太康诗人对诗文形式美的追求，促进了诗歌创作中对偶技巧的运用。对偶之类别，有不同的划分。南朝时期，《文心雕龙?丽辞篇》中提出了正对、反对、言对、事对四种对偶类别；唐代《文镜秘府论?论对》中提出“的名对”“隔句对”等二十九种对偶类别；今人王力先生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