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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实践中面临挑战 　　摘 要：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性表述，但其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于应否对其定义，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争论非常激烈。对其涵义的界定主要有七种方式。当前，排除合理怀疑在西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试论之。 　　关键词：合理怀疑；挑战；确信其罪 　　虽然排除合理怀疑自产生之日起即迅速传遍整个英美法系，成为英美法系几乎所有国家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性表述，并被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美国认定为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正当程序的一项内在要求，但是其所存在的问题也一直困饶着英美法系的司法实务部门。其正面临着两大挑战：［1］?? 　　（一）涵义过于抽象和模糊 　　作为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是用来判定被告人有罪与无罪的分界线，因而其涵义应当明确具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反之，如果作为衡量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证明标准本身含混不清，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必然导致有罪和无罪界限的混淆。在英美法系国家，许多案件由作为法律外行的陪审团审理，在美国，许多州还禁止法官就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向陪审团进行解释和说明。另外，尽管排除合理怀疑是由一些公众广为使用的词语组成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员的法律素质远没有专家、学者们想象的那样高，许多陪审员都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知之甚少。1990年，密执安州在一个名为“陪审员的理解能力”的研究项目中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主持人挑选了600名现任的或潜在的陪审员，然后要求他们说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结果发现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排除合理怀疑并不要求排除“任何可能的怀疑，无论它多么微小”，只有不到31%的人知道排除合理怀疑并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有罪的程度。［2］?? 　　（二）司法实践中对其涵义的界定相互矛盾和冲突 　　在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界定都有很大差异。如果说排除合理怀疑在语义上的抽象和模糊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有被误用的可能，而不同国家、不同法院和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涵义界定的差异则使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因为即使排除合理怀疑在语义上不一致，但如果司法实践中能对其作出科学统一的解释，并制定出具体执行的标准，那么，排除合理怀疑本身的抽象和模糊也能得到较好的仰制。但事实上，各国均未做到这一点。就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界定而言，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几乎对每一种方式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异议，即使是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承认和运用，甚至得到最高法院认同的一些界定方法也是如此。 　　当然，面对实践中的挑战，英美法系国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应对措施。据现有资料，至少有两个方法比较明显： 　　（一）综合各种角度设计“排除合理怀疑”指示的示范模式 　　这方面以加拿大为最典型。［3］??根据卞建林教授的介绍，该国法院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设计一种能够清楚地向陪审团解释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以及该证明标准如何适用于刑事案件的方法。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以对该证明标准的来源、功能、范围和缺陷的理解为基础，作出了一份向陪审团解释这一问题的示范模式： 　　――该标准不可避免地与无罪推定交织在一起，无罪推定是作为所有刑事审判根基的基本前提，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证明责任始终由控诉方承担而不得转移给被告人（被告人进入诉讼程序时被推定为无罪，这种无罪的推定贯穿审判始终，直到控诉方所提交的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地使你相信被告人是有罪的）。 　　――合理怀疑不是指想象的或者轻率的怀疑，也不是指基于同情或偏见的怀疑；它基于推理和常识，这些推理和常识必须合乎逻辑地由证据的存在或不存在而得出。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只是要求证明被告人可能有罪。 　　――合理怀疑不是指绝对确定的证明，后者是一种过高的不可能达到的证明要求。同理，也不应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单纯地描述为“道德上的确定性”。 　　――虽然，“合理怀疑”的表述由日常谈话中经常使用的词语组成，但是它在法律的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含义；将法律要求达到的证明标准描述为与陪审员的日常生活中作出某种决定（即使是最重要的决定）时所采用的标准相同的证明标准是错误的。 　　――“怀疑”一词不应当以除形容词“合理的”以外的任何限制；使用像“萦绕于脑际的”怀疑、“重大”怀疑或者“严重”怀疑这样的修饰是容易引起误导的。 　　――只有在陪审团就“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表述的含义被给予恰当的、谨慎的指示之后，法官才能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确定”或者“确信”被告人有罪，他们可以作出有罪裁决。 　　加拿大最高法院还指出，如果在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过程中沉默可以用来反对他，那么部分证明责任实际上已经转移到被告人身上。当被告人在审判中行使其沉默权时，控方只需要证明到比排除合理怀疑略低的程度即可，被告人未提供任何证词本身就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