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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价值的新生代 　　处在一个空前变易的年代，处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舞台中，青年人几乎来不及去反思前辈灌输给他们的种种观念，更来不及去构造他们自己的价值体系。迫切等待和迎接着他们的是现实的生活课题，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跟随着瞬息万变的社会局势和随时得来的新知识、新观念而矛盾错杂地、弯弯曲曲地向前发展着或倒退着。 　　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一部分青年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生活必须根据下一步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来考虑，而不是预先规定的遥远的终极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当代青年的职业价值判断中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印象。笔者将借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青年价值取向”课题组的调查资料进一步加以描述。 　　在他们心目中，脑体价值并非倒挂着，但价值的起点却冲出了传统的范围。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已流传了上千年。这种用“治人”与“仕”来体现知识与脑力劳动最高价值的法则早已潜移默化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部分。尽管近代以来，这种价值观经历过多次文化运动的批判，但在缺乏相应社会变革的情况下，单靠人的信仰意志是无法使之发生根本动摇的。 　　新中国的成立，使新一代的青年获得了一个比父辈更为幸运的机会：在他们价值观形成期的前后较为广泛地认识、感受了现代文明，而6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则在更大程度上，从一开始便沐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之下。在青年们所感受到的现实中，“知识就是力量”不仅代表了时代的先进思想，而且显示出越来越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成果，这种来自于社会变革与信仰意志的双重力量更为深刻地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知识与脑力劳动的价值冲出“治人”与“仕”的范围，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不断地扩展着、延伸着。 　　尽管改革的步伐还来不及充分满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要求：尽管现实中仍严重存在着脑体倒挂现象，很多人还在抱怨“造原子弹者不如卖茶叶蛋者”；尽管不少青年人为了生计不得不丢弃本以为神圣的职业换取基本生活的满足，但是我们仍会看到青年对知识与脑力劳动的崇尚并没有减弱。1988年和1990年两次全国性调查的结果是：青年对企业家、科研工作、大学教师、医生等以脑力劳动为特色的职业评价，除中小学教师外，全部高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对脑力劳动的崇尚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或者说，支撑着青年们的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古老的信条，而是脑力劳动在民族和个人发展中所显示的实际效果。我们在调查中获得了这样一组数字：同是脑力劳动、青年对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评价只排在16种职业的第11位，居合资企业之后。问及原由，大多数青年回答，中小学教师收入低、待遇差、工作辛苦。而1990年的另一项调查中当问到“你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障碍是什么”时，又有80％以上的青年把基础教育薄弱列在了前几位。从现象上看，青年们的回答似乎充满了矛盾，但当我们继续将两年的数据加以比较后，又会发现：青年对企业家的评价在两年的调查中均居16种职业之首。为什么同是脑力劳动，同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却在青年的选择中拉开如此的距离呢？一位青年女教师的述说似乎更准确地揭示了这个谜：“我的职业是神圣的，但我的生活却是艰辛的；我不愿在白日里做一个神圣的梦，更不愿在夜晚中为我生活的贫乏与劳累而哭泣。”另一位青年在评价电视剧《渴望》时曾发出过一个疑问：“刘慧芳用爱温暖了小芳的心，但真正使小芳站起来的却是王亚茹的手术刀，究竟是哪种力量使小芳走向了新的生活？” 　　从这里我们也许找到了青年职业价值判断的一个特点：站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青年首先选择两者的兼而有之；但当这一愿望难于在现实中兑现时，他们又会把侧重点放在自身利益方面。 　　他们看重了个体户，不仅为了赚钱，更羡慕那里所拥有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会对10年前的情景记忆犹新，1979年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其中个体户的兴起更引起世人的瞩目，它在沉闷的社会屏幕上划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然而，当个体户做为一种职业的选择项目摆在了每个具体人面前时，它给人们留下的却是一声不得已而为之的叹息。 　　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家长心甘情愿地希望自己的孩子摆地摊、开饭馆，也没有多少青年乐意将自己一生的事业拴在个体劳动者的执照上。如果没有庞大的待业大军，如果我们的国营企业有望将他们容纳，发展个体经济的政策很难吸引住当时的青年。1983年前的多项调查表明，青年个体户的最大呼声是：“提高社会地位，赢得更多的尊重。”而能够在国营或集体企业就业的青年，对于满街叫卖的个体户从来就是不屑一顾的，显然，他们比个体户拥有着更优越的地位和更稳定的生活保障。 　　10年过去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对个体户的印象似乎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只是坑蒙拐骗者的代名词，他们当中涌进了不少高层次的青年，他们带给了我们越来越丰富的精神与物质享受……社会已离不开个体户，青年也悄悄地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