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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记者职业伦理的法制化 　　近年来，以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载体的出现为标志的Web2.0时代，引发了传播的变革，让“人人都是记者”有了可能，自媒体时代应运而生。其显著的特点是：信息与作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变得进一步模糊和不确定，文字内容与作者的创作行为、知识水平都不再具有直接关联性。互联网通过庞大的信息网络连接起前所未有的海量用户，用户间可以自由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使媒体原有的单向性传播特质被不断削弱，并更多地体现出交互性和开放性。自主交叉互播的特点塑造了自媒体独有的传播理念、传播价值、传播渠道、传播时效，也深刻地影响着媒体从业者的工作模式。 　　自媒体时代记者职业伦理法制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自媒体重新定义了“言论自由”这一概念，人们将在现实困境中的言说通过自媒体平台迅速传导到公共空间，并在公开的辩论当中寻求着解决方案。自媒体在瞬间所汇聚的大量意见表达，可看作是社会议题公共化的原始质料，而自媒体用户之间的交流互播则有着类似于催化剂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自媒体使用者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催化作用，往往倾向于以妥协的方式援引他人的旁证，寻求更多的支持，以扩大言论的影响力，①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基于彼此观点认同的非正式组织（Informal Organization）。在组织内部的团体压力（Group Pressure）作用下，人们多元化的具体观点被概念层面上的抽象统合所取代。组织内成员对不同意见的耐受程度不断下降的同时，“意见领袖”对网络民意聚合的作用得以彰显。同时，在“目的――路径”理性的作用下，人们在互动中往往不断进行自我确认倾向的选择，并将自己意见的受欢迎程度与身处媒体②所提示拟态环境中的整体自尊相结合，给言论表达增加了更多的人身属性。 　　同时，在公共事件讨论当中，人们也很容易抽象出“言论自由”、“知情权”、“团结权”等公法概念，并产生寻求制度层面改革的共鸣。自媒体在聚合这些民意的同时，也传播和扩散着协商讨论的结果。③从PX项目到转基因讨论，微博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意见向行动的转化提供了动力，线上意见团体发起的线下行动，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 　　对于大多数自媒体使用者来说，原创性公共议题的缺乏是不可避免的，而臃肿的信息流又使受众对自媒体平台信息的可信度产生了普遍怀疑。这时，传统媒体人④的作用就被重新重视起来。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的生活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和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⑤而当记者特殊的职业属性与自媒体时代的“新型自由”相叠加时，公众出于对记者身份的认同，就必然对记者微博的言论抱有更高的真实性期待。这就使得公众关注度高的记者微博具备了更高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的记者微博的出现，将这一新闻发布的过程大大缩短，开创了记者职业的“自媒体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法制化手段维护记者职业伦理，净化舆论环境，就更显示出紧迫性和必要性。 　　记者宜严守内容性质与发布主体间的匹配性要求 　　自媒体平台所生产、传播的信息，具有高度的碎片化特性。微博对文字数量的限制，使上传者必须对有关事件的信息事先进行取舍和安排，而受众亦必须从不断刷新的信息碎片中找出相互关联的内容，并通过归纳与整理做出自己的判断。此外，自媒体时代的跳跃式阅读打破了认知过程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使得推论、批判、取舍、求证等高层次认知手段还未被调动，阅读过程就已匆匆结束。这样的传播模式无疑会造成更多的语词表达上的错置和理解上的差异。⑥自媒体时代的新闻，弱化了传统新闻追求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强调受众对事件的“了解”而非“理解”，正由“第一声音”向“第一现场”转变。与此同时，微博具有的高速传播能力，又促使新闻由“及时报道”向“实时报道”转变，一部分事件在新闻当事人或有关方面做出反应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相当广度的传播，⑦记者微博上的言论稍有失实之处，就很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现实中，记者不仅用微博发布自己的报道，也利用自媒体平台的交互性特点，进行新闻线索的搜集。因此，要求记者在发布微博之前对所发布内容进行逐条审核，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路。基于自媒体的以上特性，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媒体从业者应通过网络平台提供单纯的动态信息和简单的评论，而非个人的情绪化表达或激进的价值判断，更不能为博取眼球，在原有事实上添加臆测成分。与此同时，记者在转发评论时，应当对不熟悉的领域保持相当的谨慎，并注意转发信息后被转发人对事态的更新。 　　总之，自媒体时代的记者要努力去做事件的“观察者”、“记录者”，而非推动事件发展的“意见领袖”。自媒体可在第一时间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迅速“了解”已有事实。而传统媒体的采编能力、工作流程，则更适合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的整合解读和资讯内容的进一步深挖，用“第一声音”在更高层面上把握舆论导向，使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