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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中梵文香药应用探析 　　【摘要】香药通过丝绸之路和佛教的传入，纷纷涌入汉地中原地区，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地处丝路重镇，敦煌遗书真实记载了梵文香药在医方中的应用，梵文香药以单独组方、香药中药，交融配伍及广泛应用“三勒”为特色。梵文香药的应用对丰富中医药学术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敦煌遗书；梵文香药；丝绸之路；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R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20-0034-02 　　香药即香料药物，是一类具有芳香气味的药物，原产于古代西域诸国，即印度半岛、中亚、西亚等一带，故这类药物多以这一地区广泛应用的语言体系――梵文来命名。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交流日益频繁，香药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朝贡体制，纷纷涌入汉地中原地区。敦煌地处丝路重镇，撰著和抄写于汉唐时期的敦煌遗书[1]，真实记载了梵文香药在医方中的应用。 　　1丝绸之路与梵文香药交流 　　丝绸之路历来以丝绸交易而闻名，然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医药文化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和传播。这种交流在丝路开辟之后就已进行，如《汉书?西域传》载：“宾有苜蓿大宛马，武帝时得其马，汉使采苜蓿种归。”李时珍亦称：“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可见，西汉时期内地与西域的植物、药物已开始交流[2]。迨至隋唐，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也步入了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的交流，使佛教得以内传和兴盛。起源于古印度的 　　原始佛教，自然科学成分在其中占较大比重，表现为对花、草、果、药等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香料药物则是其中的主要内容[3]。而梵文香药正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源源涌入中原地区，并为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4]。 　　考《名医别录》首载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苏合（香）、紫真檀木等，梁陶弘景认为这些香很少入药，主要是供合好香用，而合香又主要是供进香者用。唐王朝颁布的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首次增录了许多来自西域及印度的药材，如密陀僧、诃黎勒、麒麟竭等，许多是以梵文音译的香料药物。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据书目中就有《金刚经》、《金光明经》、《圆觉经》、《法华经》等佛教文献，并记述20余种外来药物的梵名[5]。 　　梵文香药的传入，对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白《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就是其真实的写照。以至于盛唐时期的教坊乐曲中，出现了《苏合香》的曲词牌名，反映了中原文化对于接纳异域文化的开放、吸纳与融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梵文香药促进了中外多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医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如到了宋代由政府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大量使用香药组方，临床应用，可知梵文香药对中医药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敦煌遗书绝大部分属于佛教写经，中医药内容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医理、诊法、本草、医方、针灸等各科珍贵医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医学内容融佛医、藏医和道医等多民族医学为一体，以梵文香药组药成方的是其重要特色，见证了梵文香药对中医药的影响[6]。 　　2敦煌古遗书的主要梵文香药 　　敦煌古医方以香药组方十分普遍，今以马继兴编《敦煌古医籍考释》[7]、丛春雨编《敦煌中医药全书》[8]和刘喜平编《敦煌医方的理论与实践》[9]为蓝本，进行归纳总结，表明所载香药46种，相关方剂32首。其中仅P.3230（“P”编号，即PellotChinoisToven-hovang编号之缩写。该编号是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PaurPellot窃取的敦煌遗书。下同）、S.6107（“S”编号，即SirAuelStein编号之缩写。该编号是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氏SirAurelSeejn窃取的敦煌遗书。下同）中的佛家香浴方应用香药就达32种，其中既用中文名称，亦用梵文中文音译名称，足见其交流融合特征。纵观敦煌遗书其应用频次较高的梵文香药如下表： 　　此外，在P.3230、S.6107中佛家香浴方中还有许多中医临床不常用的梵文香药如：苜蓿香（塞毕力迦），合昏树（尸利洒），枸杞根（苫弭），松脂（室利薛瑟得迦），零凌（陵）香（多?H罗），丁子（索瞿者），婆律膏（曷罗婆），苇香（捺刺拖），竹黄（战娜），细豆蔻（苏泣迷罗），茅根香（?焓?[罗]），叱脂（萨洛计），艾纳（世黎也），马芹（叶婆你），龙花?I（那咖鸡[萨罗]），白胶（萨折罗婆）等。 　　3敦煌遗书中梵文香药的应用特色 　　3.1应用频次，首推“三勒”在敦煌古医方中应用最普遍的梵文香药当属“三勒”，即“诃梨勒”与“毗黎勒”、“阿摩罗”，亦称“三果”。“三勒”为源自印度的三种植物果实，在印度医学中这三种果药有着广泛的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