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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转型研究等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转型研究　　杨凤城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转型是一个由多元向一元的转进过程。新中国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文化，这构成了文化转型与重建的第一个层面，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则构成了第-+或更深的层面。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动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加快了文化转型的速度，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对知识分子进一步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开端。通过1954～1955年接连掀起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对胡风文艺思想、对梁漱溟思想等的批判运动，使知识分子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构成了文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机制；文化领域的组织化和知识分子的单位化构成了文化转型的制度保障。1956年前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建设、学术艺术研究与创作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牢固确立，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文化转型初步告成。(郑瑶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期，全文约17000字)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工业协调发展的路径与分析　　高伯文 　　 　　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工业化发展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底至世纪之交，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初步推动了城乡工业化的互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城乡工业化的协调互动发展。 　　新时期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以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小城镇的兴起为主要标志，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面貌的改观，推动了中国新型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使城乡工业化的发展开始了质的变化。推行农业承包制为中心的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城乡工业化的共同发展；发展小城镇，加快乡村城镇化进程。 　　世纪之交，中共十六大针对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突出矛盾，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良性互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工业化协调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保障工农和城乡工业化的持续协调互动发展。 　　城乡工业化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创造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和谐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郑?B摘自《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全文约14000字) 　　 　　三中全会前后中央设立经济特区决策的形成　　陈东林　邢茹玉 　　 　　中共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始于1978年6月，1979年4月完成。就名称而言，经济特区并不是深圳和珠海的首创。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攀枝花特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特区，但是这个特区并没有后来对外开放的特殊性质，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经济领导体制。产生设立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思想萌芽始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但他的设想在当时条件下未能实践。 　　1978年6月3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在两地实行有利于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特殊政策。邓小平对报告提出的扩大对外引进资金等建议表示大力支持。1979年1月，李先念亲自批示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成立，成为经济特区的开路先锋。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深圳和珠海以及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特区”的概念由此诞生。 　　1979年12月11日，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特区筹建专题汇报会上，“经济特区”的概念首次正式提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出口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新中国从此真正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12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厦门市湖里区成立厦门经济特区。 　　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对经济特区价值的思想探索萌芽，到三中全会前中央对设立经济特区可行性、必要性的实际考察，再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倡导，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终于形成。(郑瑶摘自《北京党史》2008年第3期，全文约8000字。) 　　 　　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分析　　付　春 　　 　　1949-1957年是新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我国的城市化取得显著成就：城镇数量迅速增加，1957年底全国建制市增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