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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在劳资关系调节中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历史上劳资矛盾表现较为突出而又集中的一个时期#65377;这时期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紧紧依靠广大的工人阶级,在经济上认真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制度设计和行政措施不仅解决了大量存在着的劳资纠纷,保证了社会稳定,赢得了劳资双方的高度赞誉,而且政府在劳资关系处理上积极主动的做法,为我们协调新时期的劳资矛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65377; 　　[关键词]劳资关系;政府;建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0-0137-05 　　任军利(1961―),女,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65377;(江西南昌330013) 　　本文为江西省社科“十五”规划项目“建国初期我党处理劳资关系的成功经验及其现实意义”(项目批准号:06KS2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65377;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也经历了从旧中国的“两立”到新中国的“两利”的深刻变化,而促使这一转变发生的是当时各级人民政府#65377;总结建国初期政府在劳资关系调整中的经验得失,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谐劳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65377; 　　 　　一 　　 　　由于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劳资关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劳资关系的理论发展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65377;从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工人的斗争目标分为生存权#65380;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65377;关于生存权和劳动权,这是工人最基本的权利,但也关系到资本家的切身利益,因为“工人自然得一个‘死’字,但资本家又岂能独得一个‘生’字”[1](P8)#65377;这是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的最初萌芽#65377;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其中对劳资双方的权益#65380;地位#65380;劳动争议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65377;从遵义会议后我党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再到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65380;繁荣经济#65380;公私兼顾#65380;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65377;”[2](P1255)把“劳资两利”与发展生产#65380;繁荣经济一同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目标,这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雇佣劳动理论的一大创新#65377;可以说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劳资关系已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化的认识,这些理论为指导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65377; 　　纵观建国初期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整,大体上经历了建国前后#65380;“五反”及“五反”之后三个阶段,虽然具体到每个阶段政府对劳资关系调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围绕着实现《共同纲领》中确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标进行的#65377; 　　建国前,党和政府集中对劳资关系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65377;1947年冬至1948年春夏,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了大面积的侵犯农村中工商业利益的事件#65377;其中反映在劳资关系上就是工人要求过高的工资待遇#65377;有的地区如武安店员要求每日工资15斤小米,彭城磁业工人甚至高达18斤小米,资方付不起,工人就倒四六比例分完存货,致使工厂商店大部分关门歇业#65377;在清算斗争中,有的地方如东北地区提出了“农民分地,工人分红”的口号,而且分红比例很高,达到了四六或对半分红,后来发展到“退红”斗争#65377;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出现了“店员开会,经理摆摊;店员看戏,经理做饭”之类的现象#65377;这就造成了一部分资本家感到企业经营权没有保障,对企业经营失去了兴趣#65377;[3](P476) 　　侵犯工商业问题出现以后,引起了党中央和解放区政府的高度关注,并以极大地精力去解决所出现的问题#65377;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十二月会议”#65377;在这次会议上以及会后,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和各地领导机构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文件,这是我党历史上就同一问题连续发出文件最多的时期#65377;与此同时,中央和各解放区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严肃批评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强调“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绝不能破坏,破坏是一种自杀政策”#65377;[3](P471)朱总司令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工资过高,对发展工业是自杀政策”[4](P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