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间公―公腐败及其防控路径研究综述.docVIP

政企间公―公腐败及其防控路径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梁思琪（1991-），女，浙江台州人，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制理论与政策。 　　摘要：维系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政治与经济和谐有序发展的应有之义。然而，当前我国频繁曝出各地政府与企业之间交换权力、物质资源与非物质资源等潜规则乱象，严重干扰资源配置，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同时也对政企之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不良的导向作用，其危害远比传统腐败严重。综上，研究两者之间的腐败防控路径具备现实需要和实理论意义。文章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学术见解，重点探讨政企间“公―公”腐败的内涵、政企间腐败的原动力（内生动力）和助动力（外源动力）、政企间腐败的成本――效益分析，政企间腐败的防控路径4个方面。通过这些理论探讨，为我国正确处理政企间关系以及治理“公―公”腐败提供学术参考。 　　关键词：政企关系；“公―公”腐败；防控路径；综述 　　1.引言 　　腐败实质上是一种通过非正式的获取渠道取得所需政治影响的交换过程，具体表现为一种通过“公权私用”的方式谋取非公利益的行为。历史上对腐败早有研究，李光涛（1995）对我国古代的反贪惩贿作了宏观的分析，[1]郭东旭、郑迎光（2005）、王莉（2006）、刘博（2007）、刘震（2009）、蒋森林（2011）等人则分别对宋朝、唐代、元朝、清朝、明代的官吏赃罪进行了研究。时下学界关于腐败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是基于著名学者关于“腐败”的经典释义的细枝末节上的修改。根据R-斯塔彭赫斯特和S-赛迪的观点，腐败常常是基于个人利益或者为了个人效忠的某个集团的利益的角度出发而发生的。[2]阿克顿（Lord Acton）与其观点不谋而合，[3]国内学者李雪勤则认为，[4]腐败的本质上就是权力形态发生异化――公共权力的使用没有遵循其正常逻辑，是违背了权力主体――人民意志的行为。张旭勇（2006）从法的层面定义腐败，[5]认为腐败表现为一种法律上的失范行为。 　　而关于腐败的分类，由于政治历史背景上不同，国内外学者呈现的结果存在显著的差异。国外学者关于腐败的类别多是基于学者本身对这一概念的解读及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所做出的具有学者个人特色的分类。而国内学术界对腐败类型分类不分家，是基于众学者普遍认可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常识型分类。 　　政府手中握有的“人民意志”，是作为一种能够合理分配公共池塘里的资源的手段而存在。但是如何保障政治资源达到合理配置的效果？Albert Breton赞同一种通过竞争来完成资源配置的形式，[6]他提出，政府也不自主的带有竞争特性，同时，竞争也会使政府获取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两者的结合有助于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与供给的无缝隙对接，而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就是帮助实现数量、质量和政府税收价格的最大结合。但以上讨论是基于纯政治环境的背景。当政治环境中出现经济要素，又会是出现什么情况？ 　　洪（Humphny Hung，2008）所说的集体腐败就是在政治环境中的经济事件，[7]单位小金库小金库的存在不仅方便政府公职人员谋取私利，为单位进行创收，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进行商业运作。由此可以得出，政府和企业之间这种不良互动关系问题不分地域，具有普遍性。因此，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企业内部的腐败防控机制，才能抑制和消除政企间腐败的可能性。故，本文就从这一角度出发，综述已有研究中关于政府在与企业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以组织的名义来动用公共资源，发生政府与企业之间交换权力、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等以权谋私、贪污舞弊行为。 　　2.政企间“公―公”腐败的内涵 　　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催生了政治学和管理学新的研究领域和独特的视角。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纵向深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局面呈现复杂化。国内学者中也不乏擅长基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政企间腐败问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重点也明显地倾向于管理学领域，且多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化。田志龙、贺远琼（2003）、谭劲松、郑国坚（2004）、唐双等学者就曾研究公司和企业应该如何采取有效的政治行为去实现企业效益。但是表面遵守政治――经济交往规则进行互动的政府与企业之间却两可能隐藏一条多重的利益锁链。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伴生的关系异化，衍生出政治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政企“公――公腐败”。 　　“公―公”腐败形式是一种以参与腐败活动主体的性质为分类依据所产生的结果。郭剑鸣（2014）对此类腐败有过较为明确的定义，[8]他认为“公―公”腐败是专门指发生在以下三种主体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的违规违纪行为。以此实现对物质资源、非物质资源的交换。而发生腐败行为的一系列要素――政企腐败的主体、客体及政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