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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文本中心论与相关性 　　内容提要　 在中外历史上，“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可以说由来已久。这种研究范式从“意义为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赋予”观点出发，关注文本本义，把“文本”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心。在当代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一种新文化研究范式，即“相关性”范式。这种新研究范式的重心不在文本的本义，而在于文本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上，主张意义不是文本的固有特质而是被读者发现并生产出来的，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这种新研究范式具有开拓性意义，标志着当代文化研究从以往过于注重文本分析转向注重读者的文化实践。但另一方面，这种新范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本本身的意义，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关键词 　文化研究　 文本中心论　 相关性　 范式 　　作者陈立旭，哲学博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教授、主任；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杭州310012) 　　 　　一、文本中心论：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 　　 　　传统文化研究范式，可以称之为“文本中心论”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中心取向，就是研究者把作者意图和价值观放在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主张意义为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赋予。在中外历史上，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可以说由来已久。 　　西方思想史上的“作者权力”概念，就是“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的典型体现。据卡瓦拉罗的研究，“作者”源于拉丁文动词“augere”，意思是“使生长”(to make grow)或“生产”(to produce)。同时，它又与权威和权威行动联系在一起。因此，作者的身份，也就同时意味着自由和约束两种力量。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品被称为“经典作品”，而它们的作者则被称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等等。赫希(E，D，Hirsch)的观点就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权力”的概念。对赫希来说，作者的意义乃是由一些纯粹的、坚固的、“自我同一”的东西构成的，它们可以无可怀疑地用以维系作品。既然作者的意义是作者自己的，因而就不应该受到读者的偷袭或侵入。文本的意义不应该被社会化，不应该被变为形形色色的读者的公有财产；它们完全属于作者自己，就是作者死后也应该有支配这一财产的唯一权利。 　　在西方传统中，意义往往被视为是内在于“经典作品”中的，是文本固有的特质。艾布拉姆斯说，宗教经典“由被赋予决定权的教会权威建立；由拥有宗教裁判权的权力机构去实施”，“它所指涉的书，意义是明确的；(内容)是封闭的，既不允许删减也不许添加。”正因如此，经典作品被视为提供了指导的思想宝库、可供选择的行为典范，一个引发可能问题和可能答案的发源地。它们有待于人们怀着敬畏之心去吸取和体会，而其作者则是文化的代表、权威和监护人。正如巴尔特所说，西方文化过高地估计了作者这一角色的价值，把他们看做是“父亲”或“上帝”，有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一样，他们不仅独自负责作品的创造，而且完全掌握着作品的意义。“这数世纪以来，我们对作者感兴趣太甚，对读者则一点儿也不注意……作者被视为其作品的永久的主人，余下我们这些人，他的读者，则纯粹被看作是只拥有用益权的人。此系统显然隐含着一个权限主题：认为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他强迫读者接受作品内某种特定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真实的意义：由此产生了一种权利意义的批评伦理，人们力求确立作者所意谓者，毫不顾及读者所理解者。”艾布拉姆斯也说，“一个作者一旦被牢固地确立为经典作家，他就会显示出强大的抵抗力，以抵御受到反面责难和变化不定的文学偏好的颠覆。”。他以诗人雪莱为例说明这一点。尽管新批评理论家极力攻击雪莱，但这种批评反而吸引了人们对这位诗人的注意力，从而进一步维护了他的经典地位。 　　欧洲中世纪的人在阅读手抄本的时候，通常都是大声地、像唱歌似地拉长声集体朗读。这不是对话，读者如同朝圣者，沿着文字走向文本中所包藏的真理。“文字是迷宫，几乎就像是画家画出来的圣像，没有标点符号，你无法同它争论，只能诠释。”罗素在谈到中世纪的经典崇拜现象时说，“中世纪的怪事之一就是：人们虽有独创性而不自知。所有党派都假借好古的或拟古的议论来证明其策略的正确性。皇帝在德意志则引据查理曼时代的封建原则；在意大利则引据罗马法和古代皇帝们的权柄。伦巴底诸城更远溯到共和时代的罗马制度。教皇派则部分以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与，部分以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扫罗与撒母耳的关系，作为其权力的根据。经院哲学家不是引据圣经就是先引据柏拉图然后再引据亚里斯多德；当他们有所创造时，也试图把真相隐蔽起来。”科尔巴斯(E，D. Kolbas)也指出：“经典作品存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模仿和再生产的源泉，任何这类作品的必然特征将是其时间上的永久保存和文化上的广泛知名度。” 　　值得一提的是，“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