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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管理之变双重含义及分析 　　“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埃里安提出“新常态”概念后，不同领域的人士在金融、商业和宏观经济等领域给出过不同的含义。在2010年举行的第40届达沃斯论坛上，有嘉宾提出，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由此，“新常态”概念逐步深入人心并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共识。 　　归纳各方人士有关“新常态”基本特征与基本格局的界定及概括，大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式增长变成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三是同一般经济增长时期相比，这个时期要把防风险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要充分认识改革的困难，充分估计风险释放的压力。 　　“新常态”的出现，改变了企业的外部环境及资源空间，特别是对那些以往习惯了机会驱动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从管理的角度讲，“新常态”使向管理要效益的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对企业而言，面对外部环境由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变，当然必须以技术之变、业务之变、服务之变等一系列变化给予应有的应对，而这一切，统合起来最终逃不脱管理之变，即管理之变是企业对“新常态”作出的最基本反应。 　　管理之变隐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变，即变化、变革、突破式创新、革命、颠覆性的巨变。这些年来，随着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已经看到太多涉及管理理论、商业模式、管理方法等的巨变，如：理念层面的商业生态系统、蓝海战略、长尾理论；商业模式层面的跨界竞争、平台战略等等。这些变化，使所有涉及商业活动的个体及组织无不感受到变化带来的从心智至行为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向外发生作用：日新月异。所以，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变化着的社会。一方面，个体及组织要积极适应这种变化；另一方面，更要主动思考并不断预测、寻求、捕捉并掌控下一步变化的方向，引领变化、制造变化、推动变化，即大家不仅做着变化的从属者，更争着要做变化的主导者。 　　商业生态系统的“新常态” 　　及其带来的变化 　　在全球及国际商务大背景下，一些来自理论、思想层面的新观念，来自行为层面的新举措，正在逐步成为一种“新常态”表现出来，对现实及对未来产生着潜移默化而又深刻的影响。企业洞悉这些国际“新常态”影响的必要性等同于或称重要于对国内“新常态”的把握与了解。 　　2006年，为表彰一种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进行的努力，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和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因为其以满腔的激情、虔诚而强烈的道义感去关注那些处于饥饿与赤贫中的穷人，在短短的30年中，他实践的组织，从27美元（借给42个赤贫农妇）微不足道的贷款艰难起步发展成为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96%为妇女）、1 277个分行（分行遍及46 620个村庄）、12 546个员工、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乡村银行网络。 　　无独有偶，在同一时间，“核心竞争力”概念提出者、著名管理思想家、密歇根大学教授C.K.普拉哈拉德的研究也一直关注在相似的领域，与其他专注于财富增长模式的研究者大相径庭，这一次，普拉哈拉德的关注点似乎转了方向。经过潜心研究，普拉哈拉德撰写出版了他的《金字塔底部的财富》一书，书中的核心观点是：金字塔底层的平民，才是企业真正的衣食父母。他发现，真正的穷人同时也是具有价值意识的消费者。穷人、民间社会组织、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够开创世界上最大的、增长最快的市场。“为什么依靠现有的技术、管理知识和投资能力，我们仍不能解决全球最贫困人员的现实问题？”带着这样的思考，作者以栩栩如生的笔墨，描述了发生在世界各地金字塔底部市场中的创新实践，并对这些实践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度挖掘。书中的内容对改变企业家、政府官员乃至普通大众对贫困问题及解决方案的看法将产生重要影响。 　　尤努斯的身体力行与普拉哈拉德的理论抽象的最大贡献是不约而同地挑战了此前的定论性的内容：尤努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比的坚韧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与无效率的官僚体制；普拉哈拉德以客观、独特的视角和学者的缜密探寻社会财富增长的真义和佳径，是对富人经济、超额利润、高附加价值等企业获利手段的深刻反思。 　　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及普拉哈拉德的研究是否预示着什么？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部每年年底都会推出年度最热的Management Ideas，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