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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作用机理研究 　　摘要：以1992～2010年全球10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经济增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当经济增速高于7%时，不存在EKC拐点，增长将必然引起污染；相反，当经济由高速切换至中高速后，??出现EKC拐点。这表明经济增速由高转低对可持续发展是个好消息，“增速红利效应”大于“增长压力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新常态；EKC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4.01 　　中图分类号：F124；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4-0001-04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the panel data of 106 countries from 1992 to 2010.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EKC inflection point when the economic growth was above 7%， which means that economic growth would definitely cause pollution. On the contrary， there was an inflection point when the economic growth was transferred below 7%. It indicate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adjustment is good new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rowth dividend effect is greater than growth pressure effect. 　　Key words：economics grow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new normal of economy； EKC 　　引言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通道[1～4]，会给环境保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纵观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大多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经济增速的结构性下滑，而且在经济增速切换后，各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变化却不尽相同，一些国家污染排放强度明显降低，还有一些国家污染排放强度不降反升。前者如新加坡，其在20世纪80、90年代一直保持年均8.3%左右的增速，当时每万美元GDP排放10吨CO2，亚洲金融危机后年均增速回落至5.5%，同期每万美元GDP的排放下降到1吨CO2，发生类似情况的还有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等国家。后者如巴基斯坦，其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时的年均增速达9%，当时每万美元GDP仅排放10吨CO2，而2005年后年均增速回落至2.7%，每万美元GDP排放13吨CO2，发生类似情况的还有印度、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 　　之所以出现这样迥异不同的情况，是因为经济增速切换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的变化：一种情况是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占比逐渐上升[5]，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这会使得由经济增长引起的污染增长速度也随之放缓，经济增速的换挡使得环境压力进入调整期，也使得污染物新增量涨幅进入收窄期，更使得排放强度进入回落期。本文将经济新常态下由于增速放缓而引起的环境质量改善称为新常态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增速红利效应”。另一种情况是经济新常态下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在污染治理上难免迟疑不决、患得患失，甚至为了维持经济增速而与排污企业合谋，从而增加了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尤其在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可能存在用环保换温饱的问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指标[6]的中国，这个问题可能尤为突出，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7]使地方官员不得不承担来自晋升的增长压力[8]。尽管在中央强调生态文明重要地位的背景下，环境绩效指标在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日益重要，但这种作用并未完全呈现出来[9]，这加大了新常态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持高增速而放弃环境保护的动机。本文将经济新常态下由于增长压力过大而引起的治污不力称为新常态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增长压力效应”。 　　可见，经济新常态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来说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这值得深入思考。要想在新常态下保护环境，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哪些国家在增速换挡后“增速红利效应”大于“增长压力效应”，保持了发展质量；哪些国家在增速换挡后“增长压力效应”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