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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基于后发国家EKC思考 　　摘 要世界范围来看，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发展中国家往往能以较低的人均GDP水平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临界值。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对环境治理投入及其效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在发展中治理，充分考虑各地区发展阶段、区位条件、要素禀赋和治理能力的差别，形成环境治理效果的合理预期。不断强化结构性治理，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平台，深化跨境产能合作，有效纾解产能过剩。同时，积极探索重点地区之间生态环境转移支付机制，建立完善污染治理受损地区与受益地区之间动态、可调整的生态环境转移支付体系。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下行；环境治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1-0001-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国资源消耗激增，环境质量下降，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近年来国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始提速，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投入和执法力度明显加大，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地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在经济增速下滑引发的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淘汰落后、化解产能过剩进退两难，增加污染治理投入力不从心。而在对区域污染治理做出较大“ax牺牲”的省区（如河北省），经济下行与污染治理之间的矛盾有进一步凸显的态势。面对转型发展的困难，一些地方官员将经济下行归因于“环保高压”，对环保部门严格监督执法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部分地区为“保增长”，对污染项目重开绿灯，隐形排放死灰复燃，直接影响了污染治理效果。应该看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及环境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如果对这些客观规律认识不清，或者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仅处理不好污染治理与经济下行之间的矛盾，而且有可能放大“三期叠加”下经济“失速”、结构“失调”的风险。 　　一、后发国家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态与特征：文献简评 　　关于环境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绝对和相对约束以及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环境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Panayotou（1993）首次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用于解释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环境质量的变化规律。目前，国内外有关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本都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别，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和临界值有所不同。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验证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以及探索新的曲线特征等方面开展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①样本时间和空间跨度加大，数据多采用多个国家或地区较长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以期提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的精准度；②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选取监测指标作为环境度量指标，而国内研究的环境度量指标多采用污染物排放指标，两类指标的检验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范金等，2002；包群等，2005）。杨丹辉、李红莉（2010）尝试同时选用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中污染物排放指标和城市环境质量、地表水体质量等环境监测指标，对EKC曲线进行实证检验，并加入影响污染物排放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环境政策等控制变量对环境―收入关系进行进一步估计，结果显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本形状未发生改变；③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倒U型的曲线为主，但针对不同地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N型、倒N型、U型或线性关系（Grossman、Krueger，1995；Carson、McCubbin，1997；段晓锋等，2010）。曲线形态的这些异化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研究技术处理差异的结果；④在大多数研究结果中，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一般发生在人均GDP5 000～GDP20 000美元之间，但转折点随计量指标、研究区域以及数据时间跨度的不同出现较大差异（Stern，2004）。基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EKC曲线临界值一般要低于发达国家样本环境的临界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警示作用（Dasgupta等，2002）。Sinhaz （2010）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实现工业化较早的发达国家治理污染需要更大投入，其EKC曲线拐点比后起国家更高；⑤强调人口、技术、政策等因素对EKC曲线的影响。Casson（2010）指出，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环境―收入关系的分析所采用的数据质量不高，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