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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接受理论及其对报刊作为媒介传播文化价值影响 　　摘 要： 刊登在清末报刊上的文章，针对朝廷发布的政令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针对问题本身提出应对措施，表达他们对于国家时政殷切的期望，但因为这些人的身份贴近社会基层，故所发表的言论往往很难经由报纸杂志的渠道为当权者接受，思虑有时也过于简单，致使这些言论难以具体落实。但通过报刊传播仍可将这些观点引介给读者，达到启迪民智的目标。文章结合“接受理论”对清末报刊及其文学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 接受理论 清末报刊 文学价值 　　一、引言 　　西学传播与时政建言成为戊戌风潮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共同话题，透过报刊等新式媒体的传播，中国民众了解到世界的概况，除了西方国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外，也看到了西方因为先进的科学而富强的现况，从兵工、文化、科学技术到探矿制器、农工经济，都是中国积极引介的学科[1]。正因为见识到西方的富强，感受到国家自身的危难，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西学时加入许多救亡图存的警告，并针对中国时政提出批评与建言。这一次次的运动，累积成改变中国的社会风潮，戊戌年间光绪皇帝下诏维新变法，这些理念得以落实，更多中国知识分子受到鼓舞，报效一己之力投入维新救国的行列，使中国从传统朝现代转型，更迈进一步。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基于对于国家的危机意识有了学习西学的热忱，但是当时有心推广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学科并未全然精通，西方国家在华人士给予很大的协助，其中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期传教士为了推广基督教，传播教义是他们经营传教事业的主要目的，但是传教效果不彰，其后他们通过办报传播西学为手段，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使中国人民接受基督教[2]。较一般中国人士，传教士对于新式传播媒体的运用以及西学知识了解更为丰富，因此他们成为中国传播西学所依赖的人士。虽然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经营报刊与传播西学的目的并不相完全一致，彼此却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合作关系，但也因为目的各不相同，所以在报刊内容的选择与表现上势必产生落差冲突，在这样的条件下，戊戌时期的报刊，所呈现出来诠释西学的方式、讨论时政的焦点，必定随着传播机构的人事、目的及选择而有所差异，展现出各别不同的特质与形象。 　　二、文学接受理论简介 　　（一）何为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主要受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德国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波兰英伽登的现象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具有主观性、历史性的特点，就其方法?而言，是一种文学阐释学[3]。 　　（二）文学接受理论的源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文学界曾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中，联邦德国的文论家们对割裂文学与社会历史联系的形式主义倾向展开了批评，主张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参与”。在这场争论中，“文学接受理论”应运而生。 　　三、清末报刊的特性分析 　　（一）“报章”的出现与文体的嬗变 　　1895-1898年期间，中国出版的报纸杂志总数多达260种以上。继《时务报》后，戊戌政变前所创办的杂志则有《知新报》《湘学新报》《经世报》《算学报》《渝报》《蜀学报》《东亚报》《农学报》《工商学报》《新学报》《格致新闻》《无锡白话报》《求我报》《国闻报》《时务日报》等。以1898年上海为例，出版的报纸有15种，杂志有25种以上，内容多以呼吁中国的启蒙与改革为宗旨[4]。当时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在内容上，同时显现出一个特点：倾向关心国家大事，而其他国家则以寻求立国之道。晚清的知识分子由报刊，提供了普罗大众传递信息、吸收新知的空间，除了检讨传统中国的问题以外，也引入西方的各种新学知识。 　　这些士绅目睹了西方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产生了比较对照的心态，在自我检讨的过程中，对于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的富强与各种科学的发展有绝对的正向关系。引介西方的科学知识，等于就是向国内引介了富强之道[5]。西方知识对于当时的人民而言是一种让中国起衰振蔽的工具，而非纯学问知识，正是由于西学对于时人具有工具性，所以在翻译引介西学的过程中，素材的筛选也必然有其目的，所刊载的内容报导也会朝向达成其目的来筛选，对时政的讨论，也多半以富国强民为取向，借鉴西方模式，改良中国现况。参与出版编辑的成员，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出版编辑成员的背景，将会决定该刊物的论述与立场；除了编者以外，阅读的读者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及居住地分布，还有其发表在刊物中的言论，可以表现出他们如何看待该份刊物，及该刊物达成何种目的满足当时社会的哪些需求[6]。 　　（二）戊戌变法后中国报刊的多元化与大众化态势 　　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反省中国自强运动改革不足以振兴中国。自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