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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义上中国人 血脉里的原罪 　　今天我们来谈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一个世纪前鲁迅、胡适他们谈论这个话题，历史的情景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候，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的尊严降低到狗以下的位格。知识人在危机的漩涡中焦灼地寻找民族落后的原因，从外国的船坚炮利追溯到本国的文化血脉，把整个国家的失败归结为文化上的劣根。现在看来，他们确实发现了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在那种历史情境下，这个方面被无度地夸大了，以至于看不到自家文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在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看来，我们的文化是有毒的，用鲁迅的话说是吃人的。在五四运动中，作为民族血脉的文化成了民族的原罪，圣人孔子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他要为死后数千多年的国家命运负责。许多激进的学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给这个民族来个大换血。没有什么好说的，胜者为王败者寇，你失败了，说明你的一切都是错的，二千多年的领先也抵不了二百年的落败。这种血脉里的原罪感一直伴随我们走到二十世纪的尽头。 　　如今，站在新世纪的坡地上，我们可以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首先，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中国近两百年积贫积弱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其次是我们对西方社会与文化以及整个世界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发现许多它们存在的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的十年间，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崛起，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国家的崛起给我们脚底下垫了些硬东西，让我们有了高一点的姿态。与此同时，国家的崛起也引起其他地区人们的不安，原来在全球利益格局中占尽便宜的西方社会，担心他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美国总统就曾经露骨地说出这一点。此外，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咱们不仅要治国，而且还要平天下了。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船坚炮利，没有多少精神层面的建树与贡献，你干预这个世界就让人不放心。我们国家崛起是不是止于物质层面，在文化的层面我们有多少财富珍宝可以提供给全人类分享？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许多年来，我们经常看到对中国人的描述是 ：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这只是对中国人生物属性的一种形象描述。实际上，这也是对亚裔黄种人的描述，同样适合于越南人、日本人、马来人。随着国际移民浪潮日甚一日地蔓延，将有更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生活在美国、欧洲，并且入乡随俗地融入当地的文化。也有更多不同肤色的人到中国来生活。在这种情形下，生物学上种族的分际逐渐淡化，中国人的概念除了国籍意义之外，更多是文化上的意义。当你说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时，除了说你持有中国国籍外，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身份，你是浸染了中华文化的人，你的精神里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脉。然而，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内涵修养，却不是很多人说得清楚的。 　　上百年来高山仰止朝拜西方的结果，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甚于本国文化家底。我们对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的了解甚至超出法国人，我们对美国民主的认同甚至超出了美国人，差不多成了“抛弃自家无尽藏，沿街持钵效贫儿”的人，忘了自己是谁。 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路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然想到博大精深这个词，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各种知识学说的堆积，它有十分清晰的理法、心法和行法。 基本理路框架 　　尽管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香火传承不断的国度，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尽管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有诸子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数千年的流变中，又吸纳和衍生了一些学说流派，但都可以纳入一个基本的框架体系里。这就是《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系谱。 　　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古典人文主义，它的理路是循着人的生命在世界之中展开而展开的。在先哲们看来，人生在世界之中的展开有两个向度：一是作为生命个体内涵的展开，即关于生命属性的表达、开显与完成；一是作为社会存在在人世间的开展，包括人在社会之中所要参与的各种活动、所要成就的各种事务以及所要承担的责任，等等。前者属于内修的范畴，关乎做人的内涵；后者属于外治的范畴，关乎做人的外延。内修是一条纵向的轴线，外治是横向轴线，将这两条轴线架构起来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坐标系统，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这个坐标系统里来安身立命，并且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的。 　　按照《大学》的阐述，儒学的基本体系，包括三纲八目。 所谓三纲，说的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它既是《大学》的主旨，也是儒学的基本要义。《大学》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之道，就是要将天命赋予人性的隐秘的、内在的、深沉的品性揭示、开显出来，使人不断获得精神上的自新，次第超越不同的生存境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尽人性的可能性，把人给做透，做到极致，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圆满境地，成为一个神圣的人。从而推己及人，次第开展，照亮社会，让所有人都能够实现人性的圆满，建立一个人人皆是舜尧的大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