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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与台湾批判知识分子论述实践 　　摘要：文化研究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台湾重要的思潮和文化现象，它意味着台湾批判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一种介入当代现实的论述方式。在从“后现代左翼”到“民主左翼”的文化研究转型过程中，《岛屿边缘》和《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文化研究；后现代；接合；批判知识分子；台湾论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5－00021－10 　　 　　一、《岛屿边缘》：后现代转向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解严”后台湾思想文化领域众声喧哗，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诞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与文化杂志。《岛屿边缘》即是其中十分另类的一种，以后现代激进政治与文化批判为特色，引领90年代台湾人文思想的转型：后现代转向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岛屿边缘》视阿图塞为左翼理论通向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中介，强化了阿图塞思想中隐含的诸种后现代元素，并且从阿图塞主义走向德希达、福科、德勒兹和拉克劳。第一，强化了阿图塞思想中的反本质主义倾向。阿图塞所谓“认识论的断裂”即是要反对“还原主义的本质论”，这种本质论包含经济主义和人文主义两个方面。阿图塞主张回到事实，“直接从事实出发，观察这些事实的变化并解构其所谓的规律。”这样也就瓦解了关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观念，不再存在某种居于优势位置的决定因素和黑格尔式的因果关系。从后现代的角度解读，阿图塞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去中心化”和“解构主义”的倾向。第二，强化了阿图塞思想中的精神分析学倾向，并朝拉康所代表的后弗罗伊德主义方向来理解阿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图塞的“多元决定论”和“症候”都与弗洛伊德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症候”即是一种无意识，是相互冲突的多元性力量的象征性再现。阿图塞的意识形态生成机制和个体被“质询”而成为主体理论和主体空无”与拉康的“镜像”理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岛屿边缘》对葛兰西和阿图塞的后现代式接受，走的正是德希达、福科、德勒兹和拉克劳等人曾经走过的道路。这些阿图塞弟子一开始就被其师思想中的反经济决定论反本质论元素所吸引，放大和强化了这些思想要素，消解甚至去除阿图塞思想中起决定作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要素，并从中发展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把“多元决定论”发展为“去中心”和“解结构”的差异哲学，把“主体被询唤而成”演变为“去主体”论，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论推向“微观权力理论”，把意识形态的政治分析发展为话语分析学和游牧式思维。而在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那里，甚至清除了在历史中任何特定的决定性或因果关系，剩下的只是话语逻辑的偶然性。《岛屿边缘》所谓的“保卫阿图塞”，所要“保卫”的正是这种“后阿图塞主义”，并非完整的阿图塞思想，越过阿图塞，他们快速地投入到了福科、德希达、德勒兹、李欧塔、拉克劳和克莉丝蒂娃的怀抱，试图建构某种有别于70年代《夏潮》和80年代《南方》的左翼另类话语和新论述策略。 　　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和阿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岛屿边缘》转向了“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斯图尔特?霍尔成了《岛屿边缘》知识群最为推崇的理论家，霍尔的影响在《岛屿边缘》中留下了许多明显的痕迹。为什么90年代初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对霍尔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能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不同于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晦涩，霍尔以英国思想的方式重新阐释了葛兰西和阿图塞的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斯图尔特?霍尔的著作“涵盖了从对阿尔都塞、拉克劳和葛兰西的有趣的理论综合，到对传媒和其它文化表现中的意识形态的启迪性具体研究。”其二，80年代英国“新右翼”的粉墨登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以及大众文化思潮的兴盛都对传统左翼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霍尔开始探索如何重建左翼知识论述和应对策略。台湾左翼知识界也同样置身于这一历史语境之中，霍尔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及其分析观点与研究方法都对台湾左翼知识分子打开思维空间重构批判论述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而霍尔对“畲契尔主义”的“威权民粹主义”的分析批判则显然十分符合《岛屿边缘》知识群建构所谓“人民民主”论述的需要。1989年，在台湾版“人民民主”论提出伊始，对传播霍尔思想最为用心的陈光兴就开始向台湾左翼知识界引介霍尔所提出的“威权民粹主义”批判概念和分析理路：“威权式民粹主义在操作层次上把‘人民’建构成民粹主义的政治主体，与权力集团‘在一起’，而非与其相抗；在论述内容上，诉诸民众的恐慌以达成其高压‘法治’统治的合法性；在形式上，以人民之名达成其维持、重组、夺取霸权的政治效果，复制国家中心主义的领导位置。”霍尔对“威权民粹主义”的分析显然是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理论的实践运用，和拉克劳的阐释也几乎如出一辙。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质询包括“阶级”与“人民”等多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