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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在传播中作用 　　【摘要】文化认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一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晋时期左思《三都赋》的传播即印证着这一原则。《三都赋》选题本身蕴含着左思强烈的政治文化意识，左思在创作中又着力构建中原的地域优势及道德文化优势，此种鲜明的文化取向，在三国争统的文化语境中，迅速得到了西晋北方士人的强烈认同，拓宽了传播渠道，使得《三都赋》的传播获得了空前的效果，形成了“洛阳纸贵”的传播局面。 　　【关键词】文化认同；传播；左思；《三都赋》 　　西晋左思创作的《三都赋》在当时的传播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1]，成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佳话。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传播过程，无疑能够推进对中国本土传播规律的把握及认知，进而以国际化的视野拓展对传播艺术的探究。传播是传递信息的过程，传播者需将所要传递的信息转化成文字、语言、声音、图形等形式的符号，而受传者则需对接收到的信息符号进行有效解读，只有二者对符号意义有着一致的阐释和理解，进行有效对接，整个传播活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文学的传播过程亦是如此。《三都赋》是左思构思十年时间写就的皇皇大作，其成就堪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相媲美，然在此赋初成之时，非但未得到时人的认可，反而招致讥讽，反映出传播者左思与受传者对《三都赋》的意义缺乏共同的理解和认知。而后来豪贵之家何以竞相传写，洛阳又何以纸贵？显然是在传播中成功地扭转了传播者与接受者阻隔的局面。《三都赋》成功?鞑サ暮芏嘁蛩刂凶钪匾?的当为时人对赋中所传达的中原文化的普遍认同。兹不揣浅陋，论述如下： 　　一、《三都赋》选题的文化意识 　　一部作品传播成功与否，选题至关重要。为准确把握《三都赋》选题的意义，先要明晰其创作时间。学界对《三都赋》初成的时间，意见不尽统一。笔者综合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大致判定《三都赋》初成之时当在太康元年（280）与太康三年（282）之间，依据有三：其一，《晋书?左思传》载左思随妹左芬移居京师洛阳时欲撰《三都赋》，“构思十年”[2]，据《晋书?左贵嫔传》，左芬于泰始八年（272）入宫，依此算来，《三都赋》的撰成时间当在太康二年（281）；其二，左思曾求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据《晋书?皇甫谧》传，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因此，《三都赋》的撰成时间必在太康三年以前；其三，据《吴都赋》与《魏都赋》内容，可知赋成时吴国已亡，可知赋成时间当在太康元年（280）之后。① 　　左思选择创作《三都赋》，其中蕴含着左思强烈的政治文化意识。从泰始八年至太康元年，即左思构思、创作《三都赋》的时间，正伴随着“三国争统”的文化语境。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群雄割据，使得中原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主流地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三国鼎立以后，吴、蜀之地的自主意识愈来愈强，其学术文化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三国各自以天命自居正统，始终贯穿整个三国的历史”[3]。中原地域的正统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在西晋平吴，政治上、军事上均取得绝对胜利之后，史载吴地士人“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4]，此种现象，反映出二陆兄弟优越的文化心理。正是在此种文化背景之下，左思笃志创作《三都赋》，借助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取向。李善注《文选》中的左思《三都赋序》，引臧荣绪《晋书》云：“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关于“前贤文之是非”，李善无有进一步的说明，当为晋人皇甫谧所指出的，吴、蜀“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5]。此种夸竞在《蜀都赋》《吴都赋》中皆有体现，《蜀都赋》中西蜀公子盛赞蜀地的富饶、人才的杰出、刘氏血脉的正统，《吴都赋》中的东吴王孙则夸耀吴地的先王遗迹、物质的富有、山川之盛及文化上的优势，争统之意甚明。《文选》刘逵注引“张仪曰：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6]三川，本意指黄河、洛水、伊水交汇之河洛地域，为周人旧居，是河洛地域的中心地带。在此，西蜀公子显然摆明了挑战的姿态，言下之意为正统何必在中原，亦可在西蜀。 　　《三都赋》选题所包蕴的政治文化意识，还体现在左思对大赋这种体裁的自觉选择上。大赋的文体特征特别明显，如宋玉的《风赋》《御赋》等，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天然具备表达创作主体政治言说的功能，至两汉大赋如扬雄的《羽猎赋》《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等，皆蕴含着重大的政治主题，或托言讽谏、或以颂为讽，使得大赋所担负的政治文化功能逐渐凸显。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总结汉大赋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7]的特征，即主题多关涉国家治理，呈现出意义广大的特点。然而，若从中国赋史看，东汉以后，大赋逐渐衰微，抒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