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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大学生群体公共服务动机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 　　传统的激励理论大都从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型视角出发，认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人也会理性估算可选择行为的“成本收益”从而选择期望价值最大化的行为。而随着ICT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社会总体物质财富随之快速增长，人的基本需要已经相对容易满足，高级需要则开始逐步释放出来，且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用传统的基于“理性最大化”人性假设的激励理论来解释、预测人们的行为，在实践中就出现了很多例外，特别是在以“情、理、法”为特征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人群中出现较多的利他和亲社会行为无法解释。所以学界就开始尝试建构范围更广的激励理论以增加对愈来愈多传统激励理论认为“例外”的行为，美国的Perry[1]等学者在1990年开始提出了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简称PSM）的概念，并在Shamir[2]等对激励理论的缺陷探讨基础上，发展了PSM的理论框架[3]，该理论蕴含四个基本假设。 即（1）规范、情感和理性一样会引导人们的行为。（2）人是被自我概念所激励。（3）偏好或价值观要素是内生的变量。（4）偏好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学习到的。基于以上PSM的理论框架，Perry运用编制PSM量表的方式将PSM理论操作化。随后经过多次实证研究，他最终将PSM量表修订为包含以上四维度的共24个题目的PSM（24）量表。[4] 　　由于PSM理论扩展了对人行为的“规范”和“情感”解释，而且又有PSM量表带来的实证可操作性，随后的许多跨文化情境的实证研究结果陆续支持PSM的存在，PSM日益成为吸引国外公共组织激励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PSM与一般认为会正向影响绩效的工作满意度（JS）、组织承诺（OC）和组织公民行为（OCB）等变量相关。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高PSM水平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对组织的承诺度较高，也会出现较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和主动建议行为。[5][6][7][8][9][10]美国公共管理著名学者Perry甚至提出应该从PSM切入重构公共部门的激励框架。笔者针对国内公共部门工作群体的一项调查[11]，也表明PSM会和工作满意度及组织公民行为等绩效变量相关。 　　基于这些发现，探索影响PSM的因素从而有针对性提升PSM就成为很有价值的研究，于是乎很多研究者开始从不同角度来研究PSM的前因变量。有些研究认为PSM是一个内生变量，认为其更多受到个体参加工作前的家庭，教育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提出在组织甄选中考虑加入PSM测评，优先录用那些高PSM水平的申请者。有些研究认为某些组织环境特征变量也会显著影响到PSM，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外生变量，进而提出组织应从组织气氛建设、管理干预等方面入手有效提升组织员工的PSM。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国外各类组织场所的人群，针对中国大陆人群的研究还很有限，尤其是针对未来将成为公共部门主力军的新一代大学生群体的实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出生并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环境中的新一代，从出生开始生活环境相对优越，没有经历过历史和政治上的动荡，也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波动。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该群体中很多成长于独生子女家庭。很多研究和评论普遍认同该群体有和“老一代”不同的特征，在管理中应该正视这一点，调整基于“老一代”群体习得的管理实践以有效地激励新一代。所以本研究尝试针对中国新一代大学生人群，探索影响PSM的因素，并比较不同PSM水平群体的激励偏好，为提升PSM的管理实践提供依据。 　　二、研究假设 　　（一）性别对PSM可能存在影响。国外曾经有研究[8]发现女性群体的PSM水平略高于男性群体，按大多数人一贯的经验好像也存在女性会比男性更有爱心的感知，本研究提出性别可能会对PSM有影响，可能女生群体的PSM会高于男生群体的PSM。 　　（二）主要成长地（10-19岁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影响PSM。过往的研究已经证实不同经济发展地区人群的优势需要会存在差异，而PSM的概念包含了“利他”的内涵。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种由于“利他”而感到满足的需要不属于基本需要，而是属于高级需要，高级需要的释放是以低级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为先决条件的，众所周知，低级基本需要的满足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所以本研究预测个体主要成长地区的经济状况可能会影响到PSM，成长于经济发达地区人群的PSM可能会高于成长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人群。 　　（三）家庭结构可能会影响PSM。国外有研究也提出家庭环境会影响到PSM。对于我国相对特殊的人口政策出现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我国以前的讨论更多是将这些群体贴上“自私”、“小皇帝”等负面的标签，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出现的较多的所谓80后的志愿者改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