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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不足与完善 　　摘 要：我国公司立法对公司股份回购的回购事由和资金来源都做了规定，但是由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股份回购事件，而且我国《公司法》并未形成系统完备的公司法典，公司体系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因而，细观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股份回购的财源限制规定，仍可以发现其存在不少问题。 　　关键词：股份回购；财源限制；偿债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009-02 　　股份回购，简而言之，是指公司回购自己已发行在外的股份。股份回购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我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股份回购，并随着资本市场发展。2014年3月1日修订后开始生效的《公司法》第142条规定，禁止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只有在四种例外情形下才被允许股份回购，而对于其中所涉及的财源限制更是只规定了其中第三项情形（员工持股）须为税后利润。《公司法》的此项规定在实践中极大阻碍了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在资本市场上的功能发挥，不利于其作为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在公司商事运营中的充分运用，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和股东的投资。笔者尝试对境外主要国家或地区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立法模式进行考察研究，试图对我国股份回购制度财源限制的完善提出些许建议。 　　一、我国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的不足 　　尽管2013年底修订的《公司法》把公司资本制度从实缴资本制度改变为认缴资本制度，但其并未摆脱法定资本制度的本质属性。可以说，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法定资本制度的模式。因而，在新《公司法》的立法理念中，依旧过于强调资本维持原则，而忽视了公司在商事运营的效率问题和实务中的需求问题。一直以来，我国的公司立法理念都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为偏重方向，因而通过规定维持公司资本而凸显公司资本所能起到的信用作用，从而得以对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给予保障。但就公司股份回购上的财源限制而言，这种立法理念和规定导致了对回购资金的严格制约，无疑会无法满足公司的实务需求，在大大缩小公司自治边界的同时，更是影响了公司的商事运营和资本运作。 　　另外，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股份回购中资金来源的限制规定过于简单和片面。我国《公司法》第142条只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在以第三项“将回购股份奖励给本公司员工”（即员工持股）为目的的例外允许股份回购情形而进行的股份回购应当以税后利润支出，而对于其他回购事由下的股份回购，以及广义上公司股份回购包括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回购均未做出相关规定。另外，税后利润又不同于前文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模式中的“可分配利润”，因为我国《公司法》第167条规定，税后利润未进行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的，不能进行分配。因而，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份回购财源限制所作的不确定规制，导致公司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和疑虑。 　　二、我国公司股份回购财源限制的选择 　　通过上述我国公司股份回购制度中关于回购的资金来源的限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与不确定的因素，结合当下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需求以及公司实践股份回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国家有必要针对公司股份回购中的财源限制进一步的完善，以弥补其在公司实务操作中的不足与弊端。然而，采用何种立法模式？制定哪些立法规定？以及该如何更好规范解决前文所提及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探析，但并非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得出最好的结果。笔者将就此尝试展开分析。 　　我国公司股份回购中的财源限制立法模式的选择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到的问题。在上述内容中，我们对美国、日本、英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源限制立法模式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总结出了5种立法模式，但并不是每一种模式都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1.可分配盈余模式。其是基于法定资本制上的一种模式，允许公司使用各种类型的盈余来回购股份，但盈余不同于利润，其范围除收益盈余外，还包括有缴入盈余和减资盈余。利用资本盈余作为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明显违背了法定资本制度中的资本维持原则，无疑会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带来一定的风险，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 　　2.保留收益模式。该模式是《加州公司法》在取消了法定资本制度后产生的立法模式，这点与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公司资本制度不同。该法做出取消法定资本规定等相应立法模式的转变，对美国公司立法的改革创新有着示范作用；而使用“保留收益”代替“收益盈余”，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更具合理性。但其财源限制的立法模式在公司实践中适用起来却显得过于?┧龊脱细瘢?如《加州公司法》对公司资产的价值判断就有严格的要求。 　　3.可分配利润模式。在《英国公司法》中，规定公司只允许利用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作为回购自己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其实不仅英国公司立法中有此规定，欧盟诸多国家因严格固守公司资本三原则，过分追求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也采用这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