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之间语言界线与意义穿越.docVIP

有无之间语言界线与意义穿越 　　内容提要 在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中,语言本身的有限总是令言说陷入窘境。然而从存在、语言与人的本质关联发现,言与意这一对矛盾表象却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存在本身自行显现(澄明)并自行隐匿(遮蔽)的特性,使它在现象上永远呈现出有(在场)与无(不在场)的动态运动,而这种运动本身恰恰又构成了言与意之间的永恒动能和张力。文学话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永远不满足于陈述已“有”的东西,而能够依托于一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从“有”入于“无”之际不断创造出新的意义来。同时,文学话语又总是能够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亦即不断地打破自身的逻辑规定性中,从“无”中生“有”。语言本身所构成的牢房,语言逻辑所设定的界限,恰恰只有这种“前逻辑”的诗的语言才能够打破,这就体现为文学话语在“有”(有限之言)与“无”(无限之意)之间的成功转换。 　　关键词 有 无 言 象 意 海德格尔 　　作者张茁,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杭州 310028) 　　 　　历史上有关言意问题的论述十分丰富,距离中国魏晋时期著名的“言意之辩”过去一千多年后,“语言作为能被理解的存在”与“语言作为存在的牢笼”成为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大发展以来两大著名命题,再次凸显出语言与思想以及存在之间的巨大罅隙及其张力冲突。而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语虚构活动,面临的恰是如何超越语言的有限,传达出精深幽眇的情思意念并寻求理解的问题。因此,对言与意这对矛盾再作深入的解析与回顾,对被称之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活动而言尤其具有本体性意义。 　　 　　一、儒、释、道诗学:“言”与“意”的博弈 　　 　　与西方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语言学才成为“显学”不同,在中国哲学的初始阶段――先秦,语言就成为了各家关注的焦点和哲学探讨的中心话语。名言问题就如同一个多棱镜,将中国哲学中有关语言与本体、语言与认知、语言与价值等问题聚焦、离析,折射出各家学说的要义。其中,儒家由肯定语言与实在的二元对应关系入手,肯定言(书)能明道(最高之“意”);道家则从打破儒、墨固定的名实体制出发,而追求意对言的绝对超越,由此形成了“立言”与“贵意”的双向对峙格局。儒家在语言观及其方法论上的崇“有”与道家在语言观和方法论上的贵“无”,各从正、负两端入手对言意问题作了有效的揭蔽。而此后禅宗则将道家对语言的不信任进一步推至极端,主张不立文字,只向内心求法。而关于禅的文字,却又是汉地佛学中流传最多也是最具吸引力的。就在关于语言文字有或无的论争中,实际在中华文化思想与方法领域上演了诸多精彩的碰撞与交融。我们甚至不妨可以说,正是围绕着“言”与“意”所展开的博弈,?F铸出了中华文化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 　　两千年来儒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稳稳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是与儒家先贤对语言(文本)笃信的态度分不开的。在道(自然之理)、意、言(书)三者之间,儒家信奉道是意的本源,言是意的表现,自然之理(道)、圣贤之意可以托寓于经学文本传达后世。当然,在肯定名言的指称和表意功能的同时,儒家也很早意识到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早在儒家六经之首的《易传》(系辞上)中就已首唱:“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并随之提出了解决之法:“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以“象”作为弥补言与意之间巨大鸿沟的中介,可以说“象”是整部《易》把握和解释世界的本体性范畴。许多学者都已指出,“易象”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再现,其“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的特性,与后世审美形象之间天然具有某种相通性。正是基于对语言文字有限性的认识,孔子在提出“辞达而已”的论断之余,从审美创造的发生机制出发总结归纳出“比兴”等手法,以破除语言文字自身所设定的界线;又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论语#8226;泰伯》)等论断,分别从创作与欣赏两端为儒家诗学开辟了“致其道”的方法论途径。此外,孟子所提出的修辞艺术的基本原则:“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8226;尽心下》),亦可以看作是儒家对言语与道(意)之间微秒关系的深切领悟。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当中专辟一篇来阐释“隐”与“秀”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特征及其辩证关系,确认了该问题在儒家传统诗学中的重要性。而陆机的《文赋》又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提出“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的创作志趣,都说明儒家不仅对语言的建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对语言自身的有限性有着充分的觉知,在近与远、约与博、显与隐之间彰显着语言文字与天道思想之间的张力。 　　儒家宗经征圣的“立言”传统,在道家那里却遭到了无情讥笑和彻底否定。《庄子#8226;天运》中就记述了老子对孔子“追修经术”做法的不以为然:“夫《六经》,先王之陈迹哉!今子